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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看一些旧资料时,看到了张晴窗的履历介绍，才知道他是一个社会经历丰富，在修水县解放前后那段时间，是修水很有名望和资历的一个人物。
    张晴窗原籍长沙，20岁来到修水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在修水加入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受共产党委派在国民党中任职，秋收起义期间在修水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返长沙学习，结业后在国民党军中任文书，军需等职。1937年复来修水居住，重组农工民主党任主任，解放前夕组建民主自卫军，任政委，在官兵中进行革命宣传，为迎接修水和平解放作出了极大努力。
    解放后他在修水担任过区长，县政协副主席，新华书店，图书馆等领导职务。
    这么一个经历复杂的人，注定命运坎坷，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中，在劫难逃。
    文革前，在县城余家巷财神庙后面的工商联祠堂，有一个高高的石库门，最里面住着我家，我老爸当时是工商联主任，和我家相邻的是张晴窗一家。那时我只有几岁，不懂事，如果我要知道张伯伯是一个干过很多大事的人，一定会佩服的不得了，我是个好奇心极强的人，我一定会缠着他给我讲他过去惊险的革命故事。现在，这个老祠堂仍存留在。
    张伯伯给我留下模糊印象：瘦瘦的身材瘦瘦的脸，中等个子，带副深度近视眼镜，安静儒雅，眼神犀利，外型用一个人来比喻的话，有点象电影《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张伯伯给人的感觉有点狡黠，难怪文革中其中有顶帽子是叛徒，更要怪他解放前一会儿给共产党干，一会儿给国民党干，这种颠来倒去的身份，文革哪会放过他。
    张伯伯家里书香气氛浓郁，书架上有很多书，墙壁上挂有古字画，古红木家具，青莲花瓷鼓桌凳，家中干静整洁，透视着主人家的气度和修养，和我家破破烂烂相比，没法比。
    张伯伯在图书馆任馆长时，我和他最小的儿子因同龄常常一起去图书馆玩耍。那时图书馆地址在现在的武装部，图书馆很安静，我们是小孩，他不撵我俩，只是和气叫我俩不要大声吵闹。
    文革开始，造反派抄了我家，也抄了张晴窗的家。抄张家时，怀疑他家藏有武器，因他在国民党军队干过，还在修水组建过自卫武装，把他家的地板全部撬开，挖地三尺，枪没找到，还真的找到了几颗子弹壳作为罪证。
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我不知给他带了多少顶莫须有的帽子，游了多少次街，罚了多少次跪，挨了多少次打，精神和肉体受到了严重伤害和摧残。
    没有人格，失去尊严的他，对生命对前途失去希望和信心。1968年他在黄田里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期间，用一根绳索，结束了自己62岁的生命，死了，还背上一个罪上加罪的罪名：顽固不化，自绝于人民。
    他死得冤，白色恐怖里，没有要去他的脑袋，红色政权下，自己不想要自己的脑袋。
    后来虽然平了反，但对于一个死去的人，我认为没有任何意义。
    我算了一下，他如果活到现在，刚好是百岁老人，当初，他作了一种消极的选择。
    68年秋，张晴窗去世后，他的夫人带着孩子下放去了黄沙港，我家也下放去了杭口，结束了这种邻居关系。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我在38年之后，才发现这个邻居伯伯，这个其貌不扬，甚至有些含蓄的人，居然有这么不凡的传奇经历，令我钦佩和敬仰，令我难过和惋惜。他不幸的人生和结束自己的方式，我将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