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点,我正在电脑前处理照片,店里进来一个瘦小弓背的老年女人,我回头一看,这不是我姨娘吗?她是我农村的一个亲戚,2002年我回深圳途经修水,曾与在东莞的妹妹一起去看望过她。一晃4年,姨娘有了很大的变化,皱纹更深更粗,牙齿全掉光,嘴扁了，差点认不出来。姨娘说路过这里，在门口看见我父亲的照片摆在店里，才好奇进来，她不知道我回到老家开了这家店。

    我热情的招呼姨娘坐下，和她聊起了家常。

    姨娘这次到县城来，是想装一副假牙，没了牙，吃东西得囫囵吞下。

    姨娘叫粱正菊，父母早亡，亲自带大两个弟弟。她今年66岁，是杭口乡坪下村一个普通农妇。身高只有1.5米左右，身体瘦弱，体重不足90斤。没文化不识字，善良勤劳，一生生育11胎，现只留下4个子女，其余都先后不同时期夭折，最可惜的是大儿子因肾病死于41岁。姨夫30多岁因肝病不能干重活，50多岁去世，姨娘既当妈来又当爹。姨娘年轻时，不仅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家里5个孩子的衣食住行都得照料，养鸡养猪种自留地，都是她在操劳，整天忙得象个陀螺在转。她自己讲过一个细节,常常背上背一个孩子,怀里兜一个孩子,左手牵一个孩子,右手还提个猪食桶去喂猪。全身部位都已充分利用,没有了一点多余的空间。

    我母亲姓章，杭口那地方这种姓很多，与姨娘不是同姓，可能是表姊妹，我至今没弄明白她俩真实的亲戚关系。六十年代末，我随母亲下放在坪下大队与姨娘相邻的一个生产队，那段时间与姨娘来往的时间最多，我读书的学校就在她家前面，经常会往她家跑，去喝水，讨熟苞芦，红薯等东西吃，姨娘很大方和热情。逢年过节她打了豆腐杀了过年猪，会送些新鲜的豆腐和猪肉过来给我家。我妹妹生了虱子，她帮忙给她洗澡。

    七十年代初，我家落实政策回县城后，与姨娘渐渐少了往来。后来我离开老家10多年,断了与姨娘的联系。

    今天见到姨娘，看到只66岁的她，已过早的苍老，与城里同年纪的人相比，显老了10岁，我还以为她有了70多岁。生活的重担，压垮了她瘦削的双肩，真怀疑一阵大风就能把单薄的她刮倒在地。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妇，一个平平凡凡的母亲，她不懂什么大道理，不知国家主席姓什么和县长是谁，一辈子没有走出过赣西北的大山，不知道北京有万里长城，不知道大城市里有麦当劳，没看过火车，没坐过轮船，到一次县城来还有点荣耀和奢侈,一生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劣质布衣，睡的是稻草铺的床。一个这样普通的农妇，只知道低头负重走路，咬着牙关前行，用自己稀少的乳汁抚养着孩子，用自己营养不良的身躯扛住命运的重担。从姨娘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普通中国妇女善良和崇高美德，看到了一个伟大母亲的闪亮光环。生命是什么，生活是什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从姨娘身上，我觉得我们这些比她少吃很多苦的人,赶上了好时代的人，没有必要再去争辩和探讨那些令人头痛想不明白的哲学问题。姨娘用她朴实的方式在她有限的生命里划着厚重的圆弧和轨迹,我们有些不如意,经受些挫折，钱不够用，又算什么呢?我想，如果把姨娘的这种状况放在现在社会环境中，有多少女人能够承受而没别的想法或逃避或飞离呢？

    和姨娘聊到1999年5月我母亲去世,姨娘说她没来参加葬礼,想起和我母亲的亲情,流下了真情的泪水。她到县城来参加葬礼很不方便，家里也走不开,所以我们没去麻烦她。

    姨娘说，去年因子宫下垂，在县人民医院做了切除手术。一个女人辛辛苦苦生了11胎，子宫不下垂才怪。不知是姨娘愚昧，还是那个年代疯狂，她又不是台生崽机。

    姨娘一手拉扯大的4个孩如今都已成家立业，她当了奶奶，现跟第三个儿子在一起生活，不需要再操劳也无能力操劳了。她说家里的田地都在荒，不耕种了。老三有泥水手艺，在村里临街买了个店面，一家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改变，生活没了忧愁。姨娘不是当初那个风风火火.里里外外一把手的女人了，用她疲惫的眼神和不稳的脚步，来安度晚年，希望她的儿女们好好孝敬吃苦耐劳而过早衰老的母亲。

    姨娘在我店里和我聊了个把小时，临走，要了我一张照片，我把一张有些风采的全身照送给了她，也许她会认为县城这个外甥是个重情义和值得留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