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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长征”归来后，果敢镇定不苟言笑，眼中闪现的，似乎是滞呆的光晕。到了晚上也是战战兢兢，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这一夜是否会被失眠偷袭，所以夜愈深愈不安，结果往往辗转反侧，如同《诗经》中上古时代的年轻人，心中横亘着没有指望的暗恋，夜不能寐。
    因了这个原因，我很期望自己能夜夜安睡到自然醒。“我的长征”在路上时，完全没有失眠的困扰，每天高强度行军之后，只需倒头便可入睡——无论是在破旧的小学教室，还是在金沙江畔的“红军洞”中，抑或是草地上的帐蓬里、回民老乡的热炕头……然后在早晨被“生物钟”自然唤醒，我会准时地在每个黎明的5点半睁开老眼，开始新的一天。
真正古典而有诗意的醒来方式应该是被鸟儿的叫声惊醒。此前在南京我那个面对紫金山天文台的小小寓室里，我常常在空气湿润，草长莺飞，花香馥郁时醒来：雀儿的鸣唱声中，第一眼看到的是天文观测台的“圆顶帽儿”，第二眼看见的是“圆顶帽儿”下面的林木郁郁葱葱，多么好！这种醒来方式，属于都市文明里的“香格里拉”。
 
    只是，这一切离我远去。
    如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什么方式醒来，而在于以什么方式入睡。
    1月5日，历时251天，行程6100公里的“我的长征”在甘肃会宁结束。之后，我们乘火车返回北京，住在海军三招。这一夜，我失眠了，脑海里总是闪现出路上的一幕幕。美好的，痛苦的；红色的，灰色的，统统交织在一起，突兀地交替隐现，挥之不去，泪如雨下；“我的长征”仿佛没有结束，睁着两眼，深夜零星，直至北京公主坟嘈杂的白天来临……而我又条件反射地整理背包行装准备上路……
    再回到南京，一个个北京海军三招之夜惊人地重复。有时，干脆在夜深人阑时，端坐起来，不停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却还是排遣不去无法入睡的意念；有时，会莫名地痛哭，愈想睡愈不能闭眼，无以复加……我怀疑莫不是“传染”上了“小崔”那可怕的抑郁症？或者叫“长征综合症”？
    队友浩然发来短信：“夏老师，我正在回家的火车上，一个人孤零零地特别难过，流泪，长征怎么就结束了，唉！”
队友祖儿也发来短信：“老爷子，我又睡到地板上睡袋里了，长征后遗症，家里的床实在不爽，前几天也没睡好，晚安！”
    综上所象，我姑且把这定义为“长征综合症”。
    面试100进42时的“老转”袁军大姐得知我的状况后，告诉我她已为我四处打探到心理学专家，我属于轻度“抑郁症倾向”，并说如有必要可将她打听到的南京心理医生的详细联络方式转给我。
我谢了袁姐一片好意，心领了。
    回宁上班三周后，学校放寒假了。我携家人回江西修水老家过年——自部队转业地方的二十一年间，我的新春佳节都是在发生过秋收起义的那个小山村度过的，无论是在县城修水，浔阳江畔，还是在金陵古城。
    在大山深处的小山村里，我找回了儿时的感觉：白天，我关了手机在山间的树林里漫步，任冬日的寒风直往衣领里钻；晚上在火炉边漫长地烤火，听母亲时断时续的唠叨……夜深了，陈旧的木床上，我一边听室内的虫吟鼠蹿，人迹全无唯有天籁，一边不经意间睡去了……我常常在梦中大叫，有时大骂，有时哭泣，有时奔走，家人以为我神经不正常了。我醒来后才知道昨夜我还疾走在长征路上的某一段：于都河，湘江畔，老山界，赤水边，大渡河， 
夹金山，腊子口，会师门……慢慢地，梦渐渐地少了，没了。当近一月的假期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居然奇怪地有些高兴了：我能够比较正常的入睡了，我在无梦的早晨，会被花园路校区山岗上喧嚣的鸟叫声唤醒，我很欣慰自己又回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在“红莓花儿开”中，开始每天有时有序有时无序的忙碌。
我又有点怀疑，是不是自己不知不觉已在长征综合症中沦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