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妹5个，姐姐排行老大，我老三。除了称呼姐姐，我们下面4兄妹相互之间没礼貌没规矩直呼大名。姐姐生于新中国成立那年，与共和国同龄，比共和国大2个月。
我童年记忆里，与姐姐在一起的印象模糊，只有一些简短的片段，只记得姐姐经常在衙前街上小摊贩那里给我和哥哥妹妹买些炒蚕豆.野杨梅之类的零食回来来吃，物质非常贫乏的年代，这些东西很便宜只需2---3分钱就可以买到一竹筒，竹筒是当时的计量工具。
姐姐1965年7月在修水县城中学初中毕业，考上南昌“江西妇产学校”，9月到学校报到，赴南昌上学前，我们5兄妹与爷爷照了张合影作纪念。
姐姐在南昌上学期间，有一年暑假后回校，我不懂事，头天晚上吵着闹着要跟姐姐到南昌去玩，小小年纪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没去过省城，对大城市充满渴望与好奇。这是幼稚无理的要求，父母和姐姐没答应。第二天我醒来，已不见父母和姐姐的踪影，送姐姐去了汽车站，当时汽车站在城南四联的岭上，要经过南门浮桥。我家住在余家巷财神庙隔壁，我飞速下床，踏着布鞋猛追，外面黑蒙蒙没天亮，跑到中山公园，黑暗里窜出一条凶狗，凶神恶杀对我狂吠，吓得我赶紧爬上溜溜板（儿童滑梯），待狗走，天已亮，姐姐已经坐上班车离开了修城。
1967年夏，文革高潮，姐姐学校已停课闹革命，姐姐并没参加任何革命派别，只是搭了趟便车回修水，车上是一群“南航”“师院”等南昌大专院校修水籍学生，串联回修水撒播革命火种闹革命，组成一个“修水调查团”，这些革命小将在修水县受到对立派的激烈抵制和残酷迫害，因寡不敌众，据闻有的学生被装入麻袋投进修河，有的女学生剪成阴阳头跪在台上接受批斗，制造着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姐姐无端受牵连，造反派天天上家里来找，姐姐躲到杭口镇上一个亲戚家，被一个初中同学撞见，可能他通风报信，晚上上百人点火把打手电筒把亲戚家围住，要把姐姐抓起来，姐姐从后门杭山上逃走，翻山越岭又冷又饿连滚带爬偷偷摸摸狼狈逃窜回到县城家中，东躲西藏躲过劫难，在那个疯狂混乱法制失效的年代，被抓到后，不知会落个如何悲惨下场。
1968年姐姐中专毕业，父亲正处于“走资派”审查阶段，被限制自由，自身不保，前途难测。那个年代很重视家庭出身和政治背景，为了不影响姐姐，吩咐姐姐分配不要回修水，越远越好，姐姐分到了离家乡很远的赣南边远贫困山区石城县高田公社卫生院，这里与福建宁化交界，在那里呆了5年。
姐姐参加工作后，每月29.50元工资。当时家里4个弟妹吃饭穿衣读书，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只做些零工，全靠父亲40多元工资生活，家里生活困难，姐姐省吃俭用，女孩子不乱花钱，主动担起责任，每月寄10元贴补家用，寄了2年，后父母体谅姐姐，才改寄5元，寄到了姐姐1972年2月结婚前为止。
1969年，我在农村小学毕业，弃学务农2年，姐姐知道这个情况后来信，要求父母让我继续读书，说将来没文化不行，父母才想到要让我上初中，父亲落实政策后，全家返城，我上了高中。如果没有姐姐的关注和提醒，没有我今天的生活，不会有今天在电脑上码字的机会、网上办公的技能、欣赏《阿凡达》精美电影的兴趣。也许当年会娶一个村姑，种二亩薄田，生三个孩子，养四头肥猪，男孩16岁当农民工，女孩20岁嫁人。
我能续学，从此改变我人生命运，感激姐姐的英明眼光和开阔视野。
1972年春节，姐姐新婚，携姐夫回修水探亲。那一年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因下放仍居住在杭口公社坪下大队，我特到县城去接。姐姐夫妇由我和爱君表妹陪同，从县城步行来杭口乡下。虽是寒冬，公路两旁草已枯萎，树已落叶，天空飘着零星雪花，虽然汽车过后，卷起阵阵灰尘，姐姐夫妇新婚燕尔，仍兴致盎然，一路赏景猜谜，谈笑风生，把这次步行当成一次浪漫之旅。爬“七里山”高坡时，姐夫给姐姐出一谜语：“一女耕作半边田”打一字，姐姐的智商没到那么高境界，想了很久没猜到，姐夫自己说出谜底：妻子的“妻”字，姐夫善意嗔怪姐姐真“笨”！这个谜语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旅途别有意境，给枯燥的旅途增添了乐趣引来了笑声。步行20多公里沙子公路，也不觉劳累，姐姐夫妇的蜜月，姐姐夫妇的恩爱，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70年代中期，姐姐夫妇千辛万苦、劳神费力从边远山区工作调动一起调入赣州市森林处职工医院，两人仍从事本专业，姐姐当护士，姐夫原江西医学院毕业，姐夫当医生，夫唱妇随，恩爱幸福。森林处好景不长经营状况不好，濒临破产，姐姐夫妇在这个单位工作5年后又调入赣州木材加工厂医务所，这个单位经历同样经营困难的命运，单位效益不好，工资福利待遇差，有时工资也发不出。姐姐夫妇育有2子1女3个孩子，学习都很用功，成绩优秀，3个孩子很争气，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家庭拮据，夫妇俩只好到附近郊区农村上门给老百姓看病，赚点外快，供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他们这样违规行医，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受到了领导的批评，单位职工的红眼，上级医疗机构的查处，姐姐夫妇艰难在风险和夹缝中生存，终于使3个孩子顺利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姐姐才松口气。
1985年，我与大妹一起到赣州去探望姐姐，受到姐姐一家热情接待，姐夫亲自到菜场买菜亲自下厨做赣州特色菜“三杯鸡”“小炒鱼”招待我俩，大侄子刚刚参加完高考，他和弟妹陪我们逛赣州浮桥、八镜台、郁孤台等风景名胜，带我们吃赣州特色“闷田螺”、“碗儿糕”等小吃，在赣州那几天非常开心，享受到了亲情的关照与温暖。
姐姐夫妇先苦后甜，现在2个儿子都在南昌工作，大儿子是公务员，二儿子是主任医生，小女儿在上海工作，子女3个都事业有成，成家立业。姐姐夫妇喝了大半辈子苦水，现已随儿子在南昌定居，过着退休后的平静生活。
2009年8月，大妹在南昌医院住院治病，年届花甲的姐姐，身体并不怎么好，每天往返医院探望，来到住院部大楼中的10楼病房，嘘寒问暖，送汤送粥，尽显大姐割舍不断的亲情与关心。
我去南昌探望大妹的时候，特地带了数码相机，想拍一张5兄妹的合影，从小到大5兄妹只有过2张合影。5兄妹天各一方，来往不便，很难聚齐，甚至我和哥哥的婚礼姐姐因路途遥远孩子又小多有不便也无法到场，这次特殊情况，5兄妹肯定会到齐。当在病房看见躺在病床上的大妹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已无力站立，神态形象也欠佳，我不忍心提出这个建议，大妹9月4日不幸病逝，从此留下了5缺1巨大遗憾。
姐姐16岁离修，今年61岁，在外45年的风霜洗净了她少女鲜艳的容颜，45年岁月把一个花样少女变成一个头发染霜的婆婆，45年间她回乡不足30次，最近一次是1999年回修给母亲奔丧，我也是那年见到姐姐一次，到2009年去南昌探望妹妹与姐姐相逢，见一次隔10年。父母在，远游人多了一份牵挂，游子回乡是必然原由，我父母双故后，姐姐无故难得回乡一次，虽然现在南昌到修水缩短为3小时车程。
姐姐少年走出修水，长年在外生活，已被异乡异化，修水乡音完全忘却，说的是带南昌和赣州混合口音的普通话，姐弟间交谈，离开乡音，普通话是桥梁。每次与姐姐通电话，她都叮嘱我吃降压药，我的血压偏高，又不肯吃药，姐姐不忘一个医务工作者的习惯和大姐的慈爱。
我们兄妹有5个，是中国几千年多子女家庭结构最后一个时代，执行计划生育国策后，我们的下一代，是独生子女，无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下一代的下一代，无姑姑姨娘堂哥表弟。从此，血缘短了，亲戚少了，亲情淡了。时代的变化，我们这一代兄弟姐妹之间深厚的亲情犹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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