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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是我们这幢校舍的门卫兼清洁工，我与他相识应有十三年了。

刚来这里时，我住在单身宿舍里，与老陈是邻居。彼时，我是教师，他则是学校食堂的员工。他人挺客气，我还没踏上讲台，便每每见他一口一声的“杨老师”称呼我，直让我觉得有点耳根发红。

身处异乡，初时的不习惯主要在饮食上。老家那边一日三餐，辣椒是必不可少的。而这里，甜腻食物居多，很少尝到辣味。于我，这实在是件不幸的事情。即便饥肠辘辘之时，亦是食不甘味，难以下咽。某日茶余饭后，与老陈无意中聊及此事，未料第二天他竟变戏法似地提了一大袋辣椒过来，说是让我们换换口味。记得当时我和另外两位老乡望着想念已久的辣椒，唾液竟无耻地差点淌了出来。一大串真诚而又显得有些肉麻的感激之辞，直把老陈乐得将层层叠叠的皱纹堆满了脸，发出憨厚的笑声。

老陈来自农村，有着农民的朴素、勤劳、憨直与亲切。我也是来自偏远的农村，对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丝绸之府，有着无以企及的向往，甚或是神往。多年的追求与执着，终于让我梦想成真，也或者这是命运的垂青罢。然而，梦想与现实的距离，是有着难以弥合的距离的。习惯了农村生活的人，大概对于城里人彼此间保持适可而止的来往，或者说是有些人情款淡的生活方式，都会因思想上认识和准备不足，有颇为措手不及，深感失落这样一个过程。我也是如此。好在，老陈朴素的话语，长满厚厚老茧的双手，不带半点普通话的乡音，善良的憨笑，还有他房间里那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躺椅、大蒲扇、老茶壶，让我颇感乡间的亲切，也时常令我牵念远方的故乡，故乡的亲人。

食堂的工作很辛苦，每天凌晨三点半就要生火，烧开水，为学生准备早餐。食堂的其他员工都比较年轻，且多是土地工，对这个工作总是推三阻四。老陈则自告奋勇地揽下这个活。就这样，每天凌晨三点他第一个起床点火烧锅炉，为全校师生准备早餐，数年坚持下来，毫无怨言。他几乎从不休息，即便是周末节日期间，其他食堂员工都要求休息，只有他仍然坚守岗位。但他毕竟是快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多年的体力透支，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记得有一次他在搬运蒸笼时摔了一跤，脚背蹭掉了很大的一块皮，他却并没有因此而要求休息。我几天后才知道此事，发现他的伤口都化脓了，便从校医务室取来消毒药水和纱布，每天给他换药，直至伤口完全痊愈。每一次，他都要说很多感激的话，而我对他，就象是为远在故乡的父亲尽着儿女应尽之责，觉得这也是义不容辞的。

也因为这，在我入党一事上，他的发言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我在大学里便已递交入党申请，并已被确定为建党对象。但由于组织关系没能转过来，学校支部要求我重新申请。可是，以公民身份入党比以学生身份入党，难度要大得多。知识分子堆里，难免因为个人恩怨喜好而迁就于一个人的理想信念上，这样我的入党历程竟是马拉松式的八年。就在支部吸收我入党的大会进行发言，很多党员默不作声时，老陈第一个站起来发表了非常恳切和中肯的意见，为我的入党投下了关键性的一票。相处数载，我竟不知他是党员。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农民一样憨厚、老实的他如此激动，如此激烈，如此慷慨地讲话，也正是他的这番话，让在场的教师党员们对我放下了个人成见，网开一面。

老陈有一双儿女，女儿听说是捡来的，他的外孙时来看他。他儿子是我多年的领导，身居要职，却也为人和善，两袖清风，不徇私情。在校区里经常碰见他推着自行车来看望老陈，和老陈说着什么。偶而碰到领导，我总要提到老陈，都快八十岁的人了，该享享福了。领导说，没办法，劝了他很多次，没用，老头子觉得自己还能做得动，这把骨头不做点事不行，唉。

老陈人很善良，有爱心，不只于人。我们楼下有一窝野猫，学校搬走之后，野猫们便食无着处，经常饿得团团转，几只小猫更是唤叫不只，瘦骨嶙峋。老陈见了，甚是心疼，经常弄些剩余饭食，置于传达室门外。初时，猫儿们由于害怕，只是望着食物不敢近前，或是试探着吃一口便又急急地走开。时间久了，竟也识得老陈的善心，总是放心大胆地吃起来。后来，小猫们到了用餐的时刻，便准时来到老陈的门前，小眼睛巴巴地企望着老陈，待着老陈的为它们准备的食物。每当小猫美美地享用着食物的时候，老陈眼里总流露出慈爱的目光。

五年前，我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教师这个岗位，老陈也因为身体原因，从食堂安排到了传达室，后来学校搬迁，他又担负起了老校园教工宿舍区内的环境卫生工作。不论盛夏酷暑还是寒冬腊月，每天早上上班时，总见他默默地拎着扫把，推着垃圾车，或是扛着锄头，往返于校区内的各个角落。每每碰见，我们总不忘互问一声好，女儿也早已识得他，总老远热热地叫他一声爷爷，他的脸上除了皱纹，就只剩慈祥了。

2005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