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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姓之家的掌上明珠
   1959年深秋，鸳鸯坑的农民忙着抢收地里的红薯。一担担的红薯从地里挖回来，或藏入地窖，以备春前度饥；或洗净刨成薯丝晒干，这是青黄不接时的惟一粮食。
    我的母亲邓由香在月光下，挺着大肚子，同其他妇女一道用手刨在刨薯丝。手刨是一种宽约四指，长约一尺五的条状木板，木板中间挖一个方孔，安上两排或三排金属刨齿的手工制品。刨薯丝时将手刨横搁在箩筐口上，刨的下头顶着墙壁或柱子等固定物体，上头则抵着刨薯者的腹部。双手拿着红薯不停地推动，从刨齿下吐出的就是鲜薯丝了。
    不一会，我母亲觉得肚子阵痛，忙对座旁的仁香大娘说了。仁香大娘是已生了三胎孩子的母亲，她觉得应该是临盆了，忙向生产队的记分员打了招呼，并邀了几名妇女搀扶我妈妈进了自己的屋里。
    第二天，我的姐姐夏英在我奶奶（也是我的外婆）的接生下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是姐姐的第一声啼哭，把我爷爷夏永志高兴得忘了自己下身瘫痪之躯，撑起自制的三脚凳（凳是用一段二尺长的杉木做的，一侧的两头各安一条腿，另一侧的中间安一条腿），移步产房，站在门口看着婴儿，眼睛已是模糊一片......
    爷爷在青年时期就犯了下肢病，缺医少药落下了终身残废。18年前，好心的爷爷收留了一个十二岁随病母要饭的男孩，由于这孩子的父亲早年客死湖北，其母又身患脓泡。这孩子就是我的生父程海清，他已落户在爷爷永志膝下为子，正式更名改姓为夏贤卿。
    我爸爸在我奶奶（爸爸的生母）病逝后的第二年，一场天花使我爸爸的双手致残。我父母亲结婚后，把我寡居的外婆邓汪氏接到一起生活。这样四个不同姓氏的三个家庭组成了一个新的四口之家。现如今又喜添孙女，怎不令我爷爷高兴呢？奶奶汪氏成天踮着三寸小脚，抱着我姐姐夏英串东走西去为我姐讨奶吃。因我妈妈是大队妇干，满月后这会那会很少着家。有时讨不到奶，奶奶就熬红薯汤喂我姐。

    二、姐姐给我欢乐
    62年春天，又一个小生命降生了。在那男尊女卑的风气里，我的到来肯定削减我姐应得到的更多爱。
    姐姐更为我的到来而欣喜。我学龄前，就是在姐的呵护中度过的。
    我与姐相依相伴，姐姐教我学步，教我说话。后来我姐告诉我，我发的第一个音是“jia”（第三声，即方言姐）。
    有一年春节，别人家都杀猪过年，我家没养猪，姐怕我欠（眼谗）别人家有肉吃，便天天带着我躲到屋后的山里，坐在岩石上，姐拿出从菜园里拔来的大萝卜，再给大萝卜安上四条小柴棒腿。放在平处站着，问我：老弟，这像什么？我盯着这萝卜大声说：猪！我姐咯咯地笑了。
    接下来，姐吩咐我：一手拿住这头“猪”的尾巴（萝卜根），一手捉住“猪”的耳朵（留在萝卜头上的两片小叶），她便抄起屠刀（铁丝锤扁磨锐的）学着大人样朝猪的脖下刺去，随着学了一声猪叫，只见那猪已横倒在我们面前。我拍着小手，可高兴了。姐姐又拿出用玻璃瓶装的水，洗净萝卜身上的泥土，再用屠刀刮净萝卜皮，谓为泡猪和刮净猪毛。然后，把猪破成两边，剁（取）下猪腿，姐递一边带尾巴的猪肉给我，我用冻僵了的小手，握着猪尾巴，把肉送进自己的嘴里，那带冰的萝卜，吃下去是冰凉凉甜丝丝的。姐姐看着我吃完了，拿起那另一半应该属于她自己吃的肉，塞进我的手中，这时我才看到，姐的小手都冻乌（紫色）了。我对姐说：姐你的手冻乌了。姐说没事，不要紧的。她也看见我拿着萝卜僵僵的不灵活的手，她解开她的小花褂扣子，把我的双手藏进她的腋下。
    正月的一天，奶奶带姐和我去拜年，吃饭时，我看见菜里有猪肝、猪腰子、猪利泉（猪舌头）等我几乎见不到的猪内脏，伸出筷子要夹，奶奶制止我不让我夹。姐见了忙夹了一块五花肉给我，我吃着肉，眼睛却盯着菜碗。主人在我快要吃完的时候，挑了一小片猪肝尖夹入我的碗中，我姐看奶奶一眼后，用膝盖碰了我一下，我极不情愿地把猪肝夹回了菜碗。在回家的路上姐告诉我，奶不让我吃猪肝的原因，是我们家还不起这个情呀！于是，我不吃猪内脏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过年和拜年的时候，我们姐俩没有爆竹玩，我姐就去捡别人燃放时炸掉的爆竹给我玩。把有引线的装进火柴盒里，留着，别的孩子燃放的时候，我们也燃放一个或两个。把没有引线的另外装了，当夜色漆黑时，我们把无引爆竹拦腰弄断用火钳夹着，将硝撒在炭火上，看那火光四溅的烟花。此时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还有一次，姐和我都趴在椅台（断了*背的椅）上喝黄南瓜汤，我喝一口，姐喝一口，我看见姐喝一口比我喝的多，我就抢夺，一下把汤洒在了我的左膝盖上，不一会，我的膝盖起了个大水泡。走不了路，是姐背着我出去玩。
      
        三、姐姐的遗憾
    1.姐姐没有背完升级的语录
    姐姐上学是1966年春季，那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年代，没有课本，整天学《毛主席语录》，半年内能背诵十条语录的学生，可以升级。
    我姐除了在学校刻苦学习外，还坚持同大人们一道在主席像前做早敬晚敬时听广播，再加上有**的敦促辅导，姐的背诵能力很快提高。
    有一天晚上放学回家，姐姐闷闷地啃着焖红薯，没有了往日的鲜活。妈妈见了问姐是不是那里不好，姐低头喝着南瓜汤，还没回答，我抢先说姐今天进老师的办公室，没一下子姐就哭着出来了。姐把含在嘴里的红薯强咽下去，红着眼圈说她没升级。妈问姐为什么？姐说今天背升级语录，必背的一条“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经背完了，正要背下一条时，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忙制止了，并对老师和我姐说，这伢崽不能升级。其实妈妈知道我姐能背二十多条语录，妈为了弄清楚不能背完的原因，便跑去学校问老师。老师知我妈的火爆脾气，平静地对我妈说，夏英背语录不错，连一千多字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都背下来了，其他的肯定没事。我妈赶紧插话为什么不让我英伢背完。老师显得很无奈地对我妈说，白天老师也这样问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没想到代表还反问了老师，老师你是怎么教的？别的伢崽背的语录，我都听得清楚，就这伢崽背的我一句也听不明白。老师这才知道，我姐是学着广播里的音调背诵的代表听不懂。老师劝我妈莫生气，夏英明年用方言背吧！ 
 
    我的爸爸在我出生后不久，就积极响应党的“精兵简政”号召，第一个递交申请书辞去乡长职务，回家当了个半劳力（因体弱手残，每个劳日得八分工分）。党员时时事事处处都得带头，那时流行“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干部看党员”，如果没能起到“火车头”的作用，就得“上纲上线”。1967年春，生产队的冬粮大减产，任生产队政治队长的我爸，免不了挨斗，在群众大会上有人说我爸的检讨不深刻，把减产的由头推向了山洪冲毁田地，致使蚕豆、小麦等冬作物歉收。还说我爸想让贫下中农吃第二遍苦、受第二遍罪。于是，帽子棍子同时下，我爸成了“黑五类”分子。
    我姐也就成了“黑五类”分子的子女，加入红小兵组织的政审这道关自然就过不去了。我姐不仅没能当上红小兵，系上红领巾，还要陪爸爸跪，早敬晚敬在本屋祖堂陪跪姐姐也愿意，每次时间就是几分钟；一到围火斗争会或到别的生产队去接受批斗和教育，姐就吃不销了。有一次，姐稚嫩的膝盖实在撑不住，倒在了熊熊的大火旁，差点把装有“红宝书”的红布包给烧了。
    3.姐姐捡到的毛主席像章没有别针
    我五岁那年的一个夏日，在看大孩子们跳“忠”字舞，他们每人胸前都佩戴着两个毛主席像章，一个是白瓷彩像，主席戴八角帽的那种，有我小手掌大；一个是金属的，红底的侧脸黄金像，比那瓷的小一点。我也很想。
    中午，我随姐回到家，我吵着要像章。妈妈熊了我一阵，叫我别闹。我用筷子拨着干薯丝饭，也不知道那天中午饭是怎样吃完的。下午大人上工前我跑去找队会计，他正在用彩色广告写“公、忠、用”的木牌，我看见他的办公桌上还有好多主席像章，我走进去看那些像章。会计的注意力全在“公忠用”上，我悄悄地伸出小手拿了一枚白瓷的像章，没想到破袖口带了一枚金属的“当”的一声掉在地上。会计夺了我手中的主席像，威严地说右派分子的家人不能戴主席像。我吓得哭了。
    姐姐知道后，从她的斜挂在左肩上的装“红宝书”的红布包里（这样斜挂一是人小书包带长，二是也是更重要的便于右手随时取出，尤其是陪斗和早敬晚敬时高举红宝书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摸出一枚纽扣大的铜质的主席像章，把我叫到里屋，用针线缝在我上衣左胸上，边缝边对我说，这枚无脚（别针）的像章是姐在上学路上捡的，她自己一直都不敢戴。
    
        四、姐姐的幸事
    1.“社教”组长左伯伯的一抱
    有一次，我姐正在广播前学唱样板戏里的歌曲，她曾随我妈去看过样板戏《红灯记》、《白毛女》，姐正学着电影里的喜儿边舞边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从大队过来的“社教”工作组，看到我姐的演唱，都鼓了掌，有一位年龄较长的还走过去抱起我姐，直夸我姐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
    当年长者得知怀里抱的是我爸的女儿时，他没有像其他的人那样，而是更紧地抱着我姐。当他发现我姐只挎红宝书没有佩戴主席像章时，他一下也没愣地把他自己的大主席像章摘下别在了我姐胸前。
    我妈妈告诉我姐，抱我姐并给我姐主席像的那个人是县文化馆宁河剧团的干部、也是大队“社教”工作组组长，名叫左满保。后来我姐教我一同叫他左伯伯。
    2.樊阿姨给了两颗糖
    樊孝菊阿姨在当时是大名人，听大人说她是“糖化饲料”的发明者、县革委的委员、省里的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有一天，她来到港口公社作“糖化饲料”的宣传报告，听众席上的掌声还在山响，她走下主席台朝一位最小的听众走去。这位小听众就是同我妈来的我的姐姐，樊阿姨走近我姐时，我姐仍在使劲拍着小手掌。
    樊阿姨摸着我姐的头，说我姐是听她报告后为她鼓掌的第一个最小听众，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两颗块糖（一毛钱买八颗的那种）。我姐伸出拍得红红的小手接了过来，脸上灿烂极了。
    3.上海“知青”沙叔叔教的歌
    村口大石桥边耸立着上面书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巨型木牌。第二天社员们敲锣打鼓、高呼口号迎来了一批“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这些把小麦苗认成韭菜的城市人能量可大了：讲故事、做游戏、唱歌、吹弹乐器等等无所不会。
    沙叔叔是他们当中的一位，由于不合水土，下田后，他的脚连（小腿）溃烂，蚂蝗成串地吸在疮口处，生产队长叫他在家休息，我奶就泡老茶叶水为他冲洗疮口，我姐学我奶样为沙叔叔找来“喜膜”（一种昆虫织在墙壁上的白色膜，可防蝇蚊叮咬、还能止血），贴在疮口处。一般这时沙叔叔就教我姐唱歌，教的歌可多了，我姐很愿意听，更乐意唱。姐学会了就教我唱。
    沙叔叔返乡回城的时候，我就唱着他教姐唱的歌送他走的。
    
    五、勤劳勇敢的姐姐
    1.搀扶爷爷上山砍茅柴
    我姐除了能歌、善舞、会普通话，更能做算术，是一个听话、活泼的女孩。
    爷爷虽是残疾人，但家里的柴草他几乎承担了，每次上山总是姐扛爷的三脚

凳，姐的另一小肩膀就是爷爷的又一支拐杖，把爷爷送到山上。
    待爷砍了捆了一小捆茅柴，姐就拖着回家，搁在天井里晒。
    2.为深夜回家的妈妈喊伴
    我的家乡被别人说成是棺材少个盖的地方。往东翻过一座大山就是大队的所

在地。妈妈常常工作到深夜才能回家，我爸不在家的时候，就是我姐站在大门口 守望着大山凹处的火光。
    等到看到闪动的杉树皮火把出现的时候，就会传来我妈嘹亮的歌声。此刻，我姐就一个劲地呼喊着妈妈，当尖锐的童音穿越夜空，传到我妈的耳膜，我妈也 就回应着我姐，并将杉皮火把按惯例划了三个圆圈。当火把火光突然不见时，我姐急得哭起来。
    不一会，火光再现。原来我妈正走过一个只能见天的“闪颈”。我姐再次看到火光，忙跑进屋里，举着燃烧的柴头跑向河边堰口去接我妈。
    3.为爸爸榨烟、削烟
    那时候爸爸没有纸卷烟，抽的是自己种的草烟，抽烟的工具是一支铜包竹的水烟筒。
    在我的印象里，那时我爸的榨烟大多是我姐压的，程序是：从吊着的草绳里取下烟叶，撕去烟叶的筋，摊平，一片一片的叠起卷好上榨（烟榨是一段方柱体硬木，凿空，把烟压在两块木板间，再在上块木板上加塞木头）。
    削烟是一道细腻的工序。我姐首先放半张报纸在地上，再把烟榨挪到报纸上，然后拿起铡刀削，左边的向右削，右边的向左削，中间的向下削。这样削下的烟很匀细，留在榨中的烟不毛边。削好了，姐又挪开烟榨，蹲在报纸边上，用小手揉搓烟丝，装进烟盒。

      六、姐姐谜般的死亡
    1968年初秋的某天晚敬后，我妈邀员香姐去河堤收衣，坐在火炉边烤火的姐姐对我奶奶说，姐看见一个人扛着一把小红椅进了我家的橱房，奶奶问我看见没有，我说没看见。妈收衣回来，把整个屋子找了个遍，也没发现任何人。
    睡在我和我奶另一头的姐到鸡叫时，突然对奶奶说，她想白米饭吃，想要爆竹玩。奶奶想平时挺乖巧、听话、从不提任何要求的孩子，怎么突然提了令奶奶很难办到的要求呢。奶奶点亮煤油灯，披衣起来，将家中惟一的一茶碗米（约四两），倒进瓦罐，生火在火炉里煨饭。
    饭快熟时，奶奶去叫我姐，而我姐就已经不能说话了。奶奶忙叫醒我妈（我爸那些天在外地接受批斗，因连续几天，革委会决定我姐这次就没去陪跪。），我妈赶紧请俭夫去接老中医吴昌龙，老中医查看打了一醮灯火后，我姐已是七窍流血。
    根据“日里死夜里埋”的风俗，我妈请土木匠做了一副寒载（小棺材）把我姐装了，葬在蛇埂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