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不错，空气不错，心情也不错。为了把更多的名人带到九江人面前，10月4日，国庆假期第四天，《长江周刊》记者采访了著名作家王一民。王老师居住在锁江楼塔附近的一个小区里，北望长江，天际涌流，南眺匡庐，郁郁苍苍，真乃一个看书写作、颐养天年的好地方。他的访谈像极了这天阳光，干净、热烈、直接。从他的健谈，他的幽默，他的亲和中，我们依然感受到了一位老作家不尽的活力。

    Q1.《长江周刊》（下称《长》）：金鸡奖颁奖典礼即将在南昌举行，您比较看好哪些电影获奖呢？ 

　　王一民（下称王）：《梅兰芳》和《集结号》，不错。 

　　Q2.《长》：如果单从剧本的角度，您怎么看呢？ 

　　王：我个人很喜欢《集结号》这部电影的剧本。它其实是小说改编的，很有时代的深度。对战争对昨天的思索都比较深刻。守卫一辈子的信念，直至最后大喊一声等等，这部电影引人深思的地方很多。喜欢它，因为它勇于发现生活。 

　　Q3.《长》：今年5月，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09中国影视编剧塘栖雅集”论坛上，提出现在编剧地位提高了。并且公布了外界所关注的“10万元俱乐部”，有六名电视编剧榜上有名，您怎么看这个事件？ 

　　王：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且并不是主要方面，大部分编剧的待遇还是没有改善。 

　　Q4.《长》：为什么会这样呢？王：这是因为目前的影视制作是导演中心，而在以前是编剧中心。现在对编剧不是很重视，而是注重一些视觉上的效果。对于故事来说，如果导演的文学功底大于编剧，那么故事表现得就会很好，但是如果导演的文学功底还不如编剧，那么故事就会表现得不够彻底。 

　　在80年代初期，大概是1975年到1985年之间，对编剧的作用十分重视。一个剧本出来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电影厂有专门的文学编辑部，有专门的编辑指导作者们写作。《乡情》就改过四次，直到第五次才定稿。每一次修改几乎就是重新写，原来的文章只能作为素材。我很感激这些经历，这些经历对作者来说，是很宝贵的成长。 

　　那时候各地都有自己的电影刊物，一般剧本都要刊发在上面，听听群众意见再做修改。这样在思想艺术上也较为成熟。戏剧作者也在电影厂的培养下懂得了电影。 

　　Q5《长》：同时期的优秀作品那么多，为何《乡情》、《乡音》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王：一部好的作品，就是有一个好故事，几个丰满的人物，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首先（《乡情》、《乡音》）剧本相对完善，细节很真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正是当时的价值取向所需要的。改革开放后，需要一些传统文化的回归，需要重建道德秩序，需要“好母亲”、“不忘乡土的青年”这样的角色，这也是一种对道德的呼唤。而那个时候的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取材于现实的并不多，大多是取材于历史。 

　　Q6.《长》：那获得这些成就之前您自己为文学都做了那些准备呢？ 

　　王：我经常说，我是在九江专区采茶戏团的上了七年学，让我就有机会去看戏，去看国内外的剧本，也有机会实践。 

　　那些年我首先学会了确定剧本结构，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就是安梁立柱啊，不安梁立柱，就没有办法添砖加瓦了。还学会了写人，戏剧中的人是带着历史上场的，在特定的场景碰撞，再走向新的历史。我在戏团还学会一点，就是如何去写戏，戏是个很微妙的东西，性格与性格摩擦，发生的火花这点是很吸引人的。我也是学了很久才懂得如何写戏。 

　　但是电影和戏剧又不一样，戏剧的语言是语言，电影的语言是镜头。　　年的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办了一个学习班，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报了一个庐山的题材，就被选取参加这个学习班。吃了三个月的馒头、面条，但是打下了电影语言的基础。（笑）年有珠江电影制片厂的人发现我一个正在九江上演的话剧《红花草》基础不错，请我改成剧本，我改好后正要拍摄的时候，却因为某些原因而搁浅。直到改革开放后，珠江电影制片厂的人再次找到我，希望能够写一个剧本，这样，我才动笔写《乡情》。而《乡音》则是在《乡情》得百花奖之后，珠影直接和我约稿的。 

　　Q7.《长》：觉得创作中什么最困难？您是怎么克服的？ 

　　王：写作是从生活中发现细节，再归结到精神层面上，好的情节，好的故事最重要，但是细节最难把握的。细节是靠不断积累的，人们平常注意不到的好东西，就是我们称之为“好的东西”。我总结出取材智慧主要有这么三点： 

　　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比如《乡情》，其实我以前有过一些有缺点的作品就是没有注意到从大处着眼，但是《乡情》可是说是一个突破，故事来源于老干部寻找历史遗孤的大背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关系到革命前和革命后的问题。从深层说是革命后老干部不忘群众，从小处说，又是一个小伙子和姑娘的爱情故事，很有意思。这也是我说的从小处着手。 

　　二、深处着眼，深入浅出。比如《乡音》，中国的家庭关系中，女人总是从属地位，男人因为总是负责家提供的物质来源和收入，所以很自然地主宰着家庭。这是一个很深的主题，我就把它放到一个撑船工的身上，这个撑船工主宰着渡口的往来，所以他在家庭生活中就很自然地带上了大男子色彩。我记得我妻子口头经常用九江话说，“我随你。”这就是细节，我把它放进去，这样戏就出来了。 

　　三、长远着眼，亲近生活。曾经写过很多失败的作品，那是紧跟政治的东西，不现实不实在。那些作品有些上演还引起较大反响，有的还获了奖，但是并没有真正留存下来。　岁以后我就觉得这样不行，进行反思，总结经验，觉得文学作品还是应该从生活中来。长远着眼，亲近生活。珠影的导演和我约《乡音》稿时，我说好，“不过我还要写农村题材。”因为农民很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最可悲的是农民并不觉得自己苦。这是一个很深的主题。 

　　Q8.《长》：有没有很辛苦的时候？ 

　　王：（笑）如果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不觉得辛苦。那时在剧团是经常要加班的，因为各方的修改意见一到，就要加班加点地改，剧本是这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经常修改到很晚。我记得有一次修改一个剧本到凌晨四五点，改完后我就用图钉钉在家门上，这样导演早上来就可以赶紧拿去让演员们把修改的地方重新排演了。 

　　Q9.《长》：小的时候经历对写作有没有帮助？ 

　　王：我湖口家乡是“戏剧之乡”，我们马影王村经常村头演完村尾演，这使得我从小就对戏剧感兴趣起来，使我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还对那时候演出的《梁山伯访友》有点印象。其实我也有参演经历（笑），是课本上的《蔡小参军》，老师给我们排了戏，好像还有到邻村去巡回演出。 

　　10.《长》：对目前九江文坛的看法？ 

　　王：修水武宁的幕阜山系的作者很有希望，尤其是修水。相比较起来，有的地方就比较浮躁了。 

　　Q11.《长》：回顾曾经的辉煌，您认为九江如何再出巨著？九江人的努力方向在哪里？ 

　　王：历史虽然不会重复，但是可能会以新的形式重复。其实现在的创作环境很宽松，很不错。目前九江的作者首先要在思想上取得突破，紧扣大题材，让细节和大主题结合在一起。另外，巧妙地利用本土文化也是一种取材智慧。我个人就很喜欢鄱阳湖文化，这是我熟悉的文化，感觉很容易出来。我早期的诗歌很多都是讲述鄱阳湖的，后来《乡音》也是在彭泽取的景。珠影曾经两次邀请我去，我都没去，觉得还是家乡好。 

　　Q12.《长》：那么如何重振九江的电影编剧事业呢？ 

　　王：我觉得还是像南昌这样的方式（举办第十八届金鸡奖颁奖典礼）比较适合现在的实际情况。这就像是在这片土地上烧起一把“电影火”，把大众的创作热情掀起来。 

　　Q13.《长》：现在和未来的创作计划？ 

　　王：并没有什么计划，碰见好题材就可以写写剧本。刚完成的一个本子名叫《一个好姑娘》，讲一个汉族的姑娘捐肾给一个维吾尔族的小伙子，而这种两个民族两个性别手术成功率只有十万分之一，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不错，已经写好了，有关部门也有拍摄的意向。 

　　Q14.《长》：现在退休后在家还做些什么呢？ 

　　王：我基本上从　年　岁时第一首诗在《江西日报》上发表，多年来都没有停止创作。现在除了创作剧本还经常写一些散文。（记者 杨振雩 见习记者 周慧超） 

　　人物简介： 

　　王一民，国家一级编剧， 

　　1938年出生于湖口。1957年毕业于江西九江师范学校。历任小学教师，《红花》月刊社编辑，九江采茶剧团编剧，九江市文化局副局长，九江市影视艺术中心主任，九江市作家协会主席，江西省文联副主席。被评为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诗集《鄱湖渔歌》；电影文学剧本《乡情》、《乡音》和电影剧本集《乡情乡音乡思》；发表电影剧本《家庭琐事录》(已拍摄发行)、《家族园舞曲》等创作电视剧本多部其中《生活不是谜语》、《背水一战》、《陆判》、《阿绣》、《书痴》、《地府娘娘》、《荷花三娘子》、《杀阴曹》、《李方哥卖酒》、《人情恩怨》、《七星镇二妖》、《情剑奇缘》、《县委书记》、《魂牵柳桥镇》、《云梦庐山》等均已拍摄播出。 

　　电影文学剧本《乡情》、《乡音》分别获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中国第四届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并同时获国家文化部优秀影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