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世纪之交，中国的“集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正高速向前推进，各地城镇建设几乎年年都上台阶。高楼林立，马路平坦，市井繁荣，公汽线路不断伸长，空地给楼群让路……按说这些“硬件”理应为城市文明上档次，但现实生活中并不尽然。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在我们的生活中逐渐暴露出来。由于技术、材料的标准化系统性，导致越来越多的城市千城一面，千楼一面，千篇一律。地区特色和城市个性日趋消失，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荡然无存。尘烟四起的大拆大建，使文物古迹面临灭顶之灾。有的城市为了提高城市用地的使用率，不惜在历史文化密集的区域进行“剃光头”式的开发；有人用现代化的目光来衡量历史街区和文物古迹，任意改变文物建筑的周边环境，使之成为孤立的个体遗存……这些现象的泛滥，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许多城市的文化环境，生态环境惨遭破坏。面临新世纪的曙光，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什么样的生存空间交给我们的子孙，交给人类的明天呢？

 

                    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认识

 

    “小城镇、大战略”是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思路，“集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依然是我国二十一世纪城市建设的潮流，城市的突飞猛进与生态环境、文化资源的保护仍然是一对矛盾。面对严峻的形势，人们在思考，在探索，寻求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向、道路。有识之士的忧思、呐喊开始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破坏生态，毁坏文物，消灭古建筑、古街区的行为成为媒体追踪报道、评论的热门话题。经过两三年的磨合，人们对城市发展与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问题有了明确的共识。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城市功能的认识。城市作为人类互相联系、共同聚居的产物和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应该保持市民的居住、工作、休息、交通四大活动的正常进行。而我们近些年片面强调城市的市场、商业、交易功能，盲目扩大城市的规模，由此派生出许多形形色色的“城市病”。对此，专家指出：城市规划应摆脱急功近利的商业行为和业主利益的冲击，努力营造有利于人们生存的城市空间。在一个条件加速变化的社会里，至关重要的是为人类保存一个舒适的、符合人之天性的生活环境；

    二、            现代化不等于高楼大厦。目前在不少城市，高层建筑的多少被作为城市是否现代化的衡量尺度。不少城市追求大面积的建筑群、大体量的建筑物。而现代化的城市设计是“以人为本”的，应注重高标准的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而不是大楼的高低和体量的大小。福建泉州市近年来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绿，越来越美。大连市长薄熙来说“我大连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应该是纠正城市现代化认识误区的好例子。

    三、            保护与发展相得益彰。不少专家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称之为“市长与专家的矛盾”，因为追求目标不同，像两条平行线难以相交。其实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并不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古城保护重在整体布局，并不是城市的每个角落都不能进行新的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也不是不要发展，只是新的建设应该延续原有的风格，不能搞“剃光头”式大拆大建，“孩子与洗澡水一块倒掉”。一些历史街区由于年代久远，生活设施较差，居民可以在保留外部风貌的同时，进行改造。当然，最佳保护方式是旧城保护另辟新区。这方面做得好的，国内有山西平遥和云南的丽江。平遥在古域外边搞开发，做了不少现代建筑，老城跻身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每年500万元，形成了文物保护与城市现代化的良性循环。

    四、            历史文化遗产是古城的根。每一座古城的发展都面临着对历史传统风格和地方特色的继承和发展，都面临着如何将历史民族文化和具有时代特色的现代风格相结合的问题，都不能割断传统、割断“脐带”。要从历史遗存上直接读得出古城的“历史年轮”。这样的城市既提高了文化品位，保持了地方特色，又体现了时代感。为此，应该使历史文化遗产在城市现代化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把当代物质成果、文化古迹和自然之美纳入一个完整的运行轨道。这是人类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付出沉重代价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猛醒。

 

                     修城是座古城

 

    修水县城始建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已有1200年历史，建城前称常州亥市（清初学者王谟认为“常”字是“宁”字之误）。关于“亥市”的来历，南宋知县徐筠的《修水志》说：“荆吴欲取寅申己亥日集于市”（转引自宋人笔记《青箱杂记》）可见在成为分宁县治前即为集市了，历史更为悠久。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分宁县升为宁州。按照我国古代的行政建置，州有直隶州与散州两种形式，直隶州与府同级，散州与县同级，大约相当于现在县级市的建置。中国封建社会讲究等级制度，京师以下城市规模是有严格规定的。宁州州城在明万历三年（1575）改建城墙，城高丈余，宽8尺，周长12里，垛头2037个。清同治四年（1865）进行了一次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全面的修整。从修水唐宋以来一直是上望之县和州的建置看来，修城应是周边各县规模较大的一座城市，可谓雄峙一方。由于义宁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一度有“宁安州、江西安”的说法，城内曾有三个衙门，即州衙，南昌府派驻宁州行政机构，南昌兵备道派驻宁州军事机构（大意），宁州在南昌府行政、军事上的重要位置，于此可以略见一斑。

    修城城内的古民居，古建筑，大都建于清朝中晚期。明清两期，是南方乡土建筑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所建造的祠堂、庙宇、古街区，是我国乡土建筑的瑰宝。据《城建志》资料，解放前修城有祠堂130栋，寺庙29栋，试馆12栋，书院4栋，慈善堂院10栋，尚未包括会馆、牌坊和规模较大、做工讲究的私人住宅。这是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加上古街、古巷、古井、古塔，修城曾是一个规划合理，功能齐全，依山傍水，富有特色的古城。若能保存下来，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现在在全国要寻一座保存完好的县级古城已经很困难了。

    修水古城的损毁残破解放前就开始了。三大建筑——城墙、县衙、学宫，三、四十年代已支离破碎，寺庙则毁于“文革期间”。至于祠堂、会馆、大屋，七十年代尚有大面积的遗存，最近几年房地产热的兴起，使古民居、古建筑呈锐减趋势，并且势头仍很强劲。古城的格局、风貌已不复存在，只能在一些老街巷，还可以依稀瞻望它的“背影”。

    虽然古城风貌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但还没有到悲观绝望的程度。“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只要认识到位，措施得力，我们还是可以为修水古城留下一些古建筑的“标本”，留住一方人文的“根”。我们之所以大力呼吁保护好现存古街巷、古建筑，并不是个人的故作姿态，追风赶潮，而是修城发展的需要，文化传承的需要，其理由是：

    一、            迄今为止，城市的发展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有历史层次感的“历史化”城市；一种是速成的，没有历史感的开发性城市。对于修水这样的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州城而言，显然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古建筑、古街巷来为古城作“现身说法”。否则，所谓历史文化遗产，所谓历史悠久就会找不到“感觉”。仅把历史悠久挂在嘴上，说明不了什么，文物古迹才是最好的载体。

    二、            城市需要个性，要有自己的“面孔”。修城的个性、“面孔”在哪里？它的个性就在于依山傍水，这个大格局古人、今人都无法改变。抱子石电站建成后，修城一带将出现一个河段湖，从抱子石至双井数十里，将碧波荡漾，千峰倒映，形成“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局面。此时修城的旅游特色就会凸显出来。据专家预测，2020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国，每年将有13亿人到中国旅游观光，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城市从中获益。修水作为一个山清水秀，历史悠久的古城，应该把旅游这块蛋糕做大，从中受益。为搞好旅游，就必须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人文景观。山水名胜光有自然风景还不行，还得有人文、有历史，所谓“入目三分景，七分在内涵”。这样，古建筑、古街巷就不是可有可无了。他在修水未来的旅游产业中，将派上大用场。

    鉴于古建筑、古街巷在城市传统，城市个性和旅游产业中具有不可退代的功能，有必要对修水现存的古建筑、古街巷进行一次全面的“文物资源普查”，然后有价值的保护起来。切忌大拆大建，急功近利，短视行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古城，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再没有理由和权利失去仅存的古街巷、古建筑。文物不可再生，一旦拆掉，即使在原地按原样再做一栋，也不是文物。

    我们的城市建设正处在一个除旧立新的时代，新世纪曙光已现，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必然。这一趋势必将对各国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冲击和巨大影响。守护我们的根基，为千年历史存照，为民族未来积福，是全体公民的责任，文化部门责任尤其重大。对文化部门而言，应该考虑如何在这一股城建热的潮流中，站好自己的位置，演好自己的角色，为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为经济，为城建打入文史的内涵，为宏扬、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尽到自己的职责，最起码负有言责。它应该考虑更为宏观、视野更为开阔的问题，为决策层决策城市建设的走向提供文献、文物上的依据，为老城新区的现代化建设夯实泵足人文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前对得起古人，后不辜负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