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承风，字卜东，一字和圃，清乾隆十八年（1753）出生，义宁州安乡汤桥（今修水县黄沙镇汤桥）人。
    万承风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上乘，十八岁时成为秀才，三十岁再考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随后，他选为庶吉士，授检讨，入值尚书房，以后再迁翰林院侍读。翰林院堪称“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万承风位列其中，如鱼得水，大展才华。万承风和曾经任过宰相的刘墉、翰林院编修的秦承业一道，担任后来成为宣宗道光皇帝的旻宁的老师，侍读其长达二十余年，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帝师生涯中，他治学严谨，讲席从容。他随侍皇帝左右，或应制诗文，或校对书籍，或参与典礼，或扈从出巡，深受三朝皇帝的倚任荣宠。 乾隆五十二年《四库全书》大规模的复校工作正式开始，他因精通经史子集，且工诗、善赋、能文，而被选中参与全书的核校工作。
    一、参与文源阁《四库全书》复校事宜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浩大的一项文化工程。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合计10254种，172860卷。不仅囊括了从先秦至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而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因此，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在18世纪，像《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巨著，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经过纪昀和众多纂修官将近10年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告成，贮藏京城宫中文渊阁。全书抄成3600余册，装成6144函，真可谓“水四瀛而山五岳，侔此壮观；前千古而后万年，尤斯巨帙”。乾隆四十九年，继第一部之后抄缮的第二、三、四部《四库全书》相继告成，先后送藏盛京（今沈阳）故宫文溯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其后，专为江浙士子阅览提供方便而下令续抄的三部《四库全书》亦于乾隆五十二年同时告成，送藏江苏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浙江杭州文澜阁。七阁《四库全书》因有内廷四阁与江浙三阁、北四阁与南三阁之称。由于《四库全书》全系抄录而成，虽然在办理过程中反复校对，严格核查，层层把关，但终因全书卷帙浩瀚，参与人员众多，工作程序繁杂，仍不免有疏漏讹误之处。因此，各部《四库全书》在纂修、缮写完毕，甚至贮阁之后，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复校工作。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乾隆帝驻跸避暑山庄，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发现“其中讹谬甚多”，并由此而想到“文渊、文源二阁所贮《四库全书》，其讹舛处所，亦皆不一而足”，遂下令复校内廷四阁全书，并明确规定：“除校出一二错字，即随时挖改，毋庸零星进呈，如有语句违碍，错乱简编，及误写庙讳，并缮写荒谬、错乱过多，应行换五页以上者，再随报进呈。”于是，内廷四阁全书的复校工作先后开始。根据乾隆帝的旨意，文渊阁、文源阁全书由“科甲出身之尚书、侍郎、京堂，以及翰詹科道部属等官分司校阅”，其中，“文渊阁书籍著在文华殿、内阁等处阅看，文源阁书籍著在圆明园朝房阅看。”，所有人员安排、任务分派、书籍收发、册档登记，以及挖改换页、应用物料等事宜，均由皇六子永瑢、军机大臣阿桂总负其责。万承风时任翰詹官，他精通经史子集，且工诗、善赋、能文，因此被选中参与全书的核校工作，在复校过程中，他都认真细致，小至一字二字的空白舛误，大至整篇整卷甚至整部的漏写，乃至捏造阙文、他本抵换，以及删节改窜提要等等，均一一登记签档。凡“详校各员等看出讹错及应删、应改各书，俱登记签档，日逐交臣纪昀、臣彭元瑞详核办理”，经审核无误之后，再视其具体情形，或挖改，或换页，逐一予以改正。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文渊、文源二阁全书的复校工作相继告竣，校出“各书内缮写草率、讹错换篇者，亦颇不少”，发现诸多讹误、脱漏之处，甚有“袭谬沿讹，竟若未经寓目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书的质量。
    二、对《四库全书》的补遗工作提出合理性建议
    乾隆末年，各阁《四库全书》内留空函书的纂办缮校工作已基本结束。但实际上，终乾隆之世，仍有极少数计划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未能全部补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纂办太晚，缮写完毕后未及装潢庋阁；有的因续有增补，迟迟未能告成。于是，《四库全书》内部分书籍的续补及善后事宜，至嘉庆初年又再次提上了议程。
    嘉庆八年（1803），清廷在镇压了川楚陕白莲教农民大起义，社会秩序基本恢复稳定之后，统治者才顾及到《四库全书》的遗留问题，诸如乾隆帝晚年续撰诗文各集，某些纂办较晚的方略、纪略等书，都需要“一体缮入庋藏”，使全书臻于完善。因而，嘉庆帝谕令“纂办《四库全书》熟手”，时任礼部尚书的纪昀立即查明有关情况，“开单具奏”。纪昀奉命之后，很快查清了有关书籍情形，并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增补计划。在纪昀看来，不仅乾隆末年所有在《四库全书》告成之后的“圣制”、“钦定”各书应当“续行添入”，而且当今皇帝“所有御制、钦定诸编”，也应“一并续入，以昭重华克协，文命覃敷”。据此，纪昀拟定10条办理章程，并搜罗乾隆五十年后至嘉庆八年以前纂成的数十种书籍，开列书目清单，一并呈上嘉庆皇帝。由于需补书籍卷帙繁多，办理情形复杂，嘉庆八年四月嘉庆帝在增派军机大臣庆桂等7人会同纪昀办理的同时，又与侍读学士、帝师万承风咨询意见。万承风深思熟虑，处事慎重，他向嘉庆帝奏酌议：《四库全书》为高宗纯皇帝命辑，乃稽古右文，此次缮补，宜以乾隆六十年以前告成者为界，以昭美备。嘉庆帝听了万承风的陈奏后，再经通盘考虑，全面审核，并明确谕令：“《四库全书》原为高宗纯皇帝稽古右文，超轶百世之盛事，所有全书告成后，圣制诗文各集及钦定各书，自应敬谨补缮归架，以昭美备。此次应行缮补之书，总以乾隆六十年以前告成者为断，其余各书，一概毋庸列入。”这一决定，不仅规定了《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下限，而且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原先看来比较棘手的续补工作，也随之变得简单易行了。
    遵照嘉庆帝的谕旨，纪昀与军机大臣议定，先指派专人，“将乾隆五十年以后至六十年应补各书共有若干种，及已缮若干种，未缮若干种，空函共有若干，已经归入者几种，尚未归入者几种，详晰查明，通盘核算”。然后“亲赴文渊阁、武英殿逐一看视，并传到原办全书提调之原任编修吴裕德面行详询，复将臣纪昀此次陈奏应补各书清单，一一核对”。在此基础上，纪昀与军机大臣最终确定了较为实际的办理方案。其中，《圣制诗四集》、《圣制文二集》、《八旬万寿盛典》、《钦定南巡盛典》、《千叟宴诗二集》早经缮毕归架，无需办理；《圣制诗五集》、《八旗通志》、《平定廓尔喀纪略》、《安南纪略》、《巴勒布纪略》已各缮七分，现存武英殿，尚未校勘装函，有待校补归架；《圣制诗余集》、《圣制文三集》、《圣制文余集》则尚未缮写，亟需补缮。至《圣制十全集》一书，“原系廷臣恭编圣制十次武功诗文，均已恭见圣制集内”；《天禄琳琅续编》、《石渠宝笈续编》等7种，“均系内廷鉴藏裒辑之书，似可毋庸补入”。这样一来，实际上只有8种书籍需要办理。根据《四库全书》原留空函情形，集部计20函，可用以装贮四种乾隆诗文集，史部内《八旗通志》和原已归架的《钦定南巡盛典》二书可以通融办理。只有《平定廓尔喀纪略》、《安南纪略》、《巴勒布纪略》三书，共计8函篇幅，按排列次序应归入史部第九架各种纪略之后。但因原未留空，“必须抽衬改函，移动史部数十架数百函之书，方能腾挪归入”。为了省事，嘉庆帝以3种纪略书籍“事在《四库全书》告成以后，且均已颁行”为由，下令“毋庸补入”，并将其余各书缮校、排架等各项事宜，交由吴裕德具体办理。这样，《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空函书籍的缮写、校勘、排架等事宜，至嘉庆九年全部结束。一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前后历经30多年的努力，终于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可以说，在纂修、缮写《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纪昀发挥了他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可以说，万承风为《四库全书》的修成及其完善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因此嘉庆帝对万承风宠爱有加，常常予以提拔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