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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伤痕文学”第一人

                                              文/戴 遇

尽管经常偷空涂鸦一些文字，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也会离“文坛”这么近，离这批旅居海外著名的“新移民作家”如此的近。

半年前，自从与伊通了个几秒钟的告别电话后，我身心疲惫地踏上了远行的列车。几经周折，转转几千公里，才找到一份聊以落脚的工作。为锻炼在写字楼久坐的双腿，也出于节约干瘪的口袋，下班后，我照例步行半小时到昌大食堂吃经济晚餐。闷食之后，就沿着校内新修的柏油路漫无目的地悠转，那种刺骨的孤独与失落一时难以抹去。

在途经图书馆时，瞥见一楼敞开的大厅内坐满了人，黑压压的几乎将门口都快堵塞。

热闹的地方没有忧伤。

我踱着缓步凑过去，从人群中挤出一条缝，在门口的一角寻着落脚的位置。原来这里正举办“首届新移民作家文学报告会”。前几天在报纸上了解到，由昌大发起，邀请那些自改革开放后移居海外，依旧从事文学创作，富有成就的“新移民作家”开展交流。能聚齐这些长期旅居海外的名家并非易事，而要能邂逅这些名人，甚至直面与他们交往，对于像我这样一个 “旁听生”（遇有昌大一些讲座，我似乎总有运气进去旁听，因而我给自己定了个“旁听生”的身份），一个居无定所的漂泊流浪者来说，更是件不曾敢奢望的事。

当我发现幸运就此降临时，不禁要感谢这排遣郁闷时的闲逛。

台上坐着一排熟悉的面孔（不曾奢望能见着这些名家，当报刊登出他们的照片和简介时，我已能耳熟能详了），有美华文学基金会董事长、网络文学第一人少君先生，他创作的《人生自白》等系列小说在世界华文读者中极受欢迎；有加拿大华文作家协会前副会长、著名小说家张翎女士，她创作的中篇小说《丁香街》曾在国内引起过巨大的反响；有在旧金山一家五星级酒店当Waiter、现已成书十数本、“美国华人移民作家群”的四个代表人物之一的刘荒田先生；有《美南新闻》主笔、著名评论家、散文家陈瑞林女士……；还有美国洛杉矶知名作家、中国新时期文学开拓者、“伤痕文学”第一人卢新华先生等众多旅居海外的知名作家。

“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影响之大，留下的印迹之深无人会怀疑。在五年前，当教我们现当代文学史的班主任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讲述“伤痕文学”时，似乎也曾触及了自己敏感的神经。但自学校毕业后，在社会的泥潭里摸爬滚打，为生活而奔波，为情感而伤怀，我的棱角已慢慢磨去，虽有累累“伤痕”，也愈护愈紧，无处发泄。我的“伤痕”只隐藏在人迹罕至的悬崖幽谷。

几位作家相继介绍了他们的创作生涯和新移民文学的概况，介绍他们在国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他们的精彩演讲不时获得台下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当此次交流会的主要召集者、报告会的主持人阵公仲教授留足时间给台下的听众向台上的作家们“点将”提问时，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当阵教授示意我提问时，我甚至激动得有些心慌。不是吗？面对这一批自己仰幕的作家，面对这些只有在纸上才能读到的名字，竟能如此真实地、如此近距离地聆听他们的演讲，甚至向他们请教，能不激动、不心慌吗？

然而心慌只是一刹那，我的心很快镇定下来。我对卢先生说，尽管自己也有诸多的“伤痕”，诸多的故事，可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发泄的台阶。我问他，面对来自生活和社会的压力，是如何来进行自己的创作，如何来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他拿过麦克风，微笑着说很“荣幸”第一个被“点将”。

我的提问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他说他十四、五岁时开始尝试写作，只是当时没有发表。当年他就读复旦大学一年级时，老师上课讲到鲁迅先生的《祝福》，提到许寿堂先生曾说：“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这句话引起了他的思索，让他认识到“文革”对中国社会的极大破坏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更是给人们的精神和心灵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于是他开始构思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用了六七个小时便写成。定名为《伤痕》也是包涵了很深的寓意。但那时他的老师读了之后，并不看好这部作品，一些杂志社的编辑也因题材的特殊，怕刺痛了中国人敏感的神经而不敢发表。于是他把退回的手稿锁进了抽屉，不再去言《伤痕》。在一次编墙报时，同学一时找不到稿子，就把《伤痕》在墙报上发表了。没想到这篇发表在墙报上的《伤痕》竟在校内引起不小的轰动，甚至惊动了《文汇报》的编辑，到复旦找到卢先生，找出有些皱巴巴的《伤痕》手稿。于是紧锁于抽屉的《伤痕》才得以面世，并以其独特的题材和视角，释放了当时中国社会积郁已久的思想狂潮，为那个时代的苦难者打开了倾诉的闸门。他也由此而成为“伤痕文学”第一人。不过他还是谦虚地补充说，于《伤痕》发表之前，冯骥才也曾写过类似题材的作品，只因同样的原因而没能发表。他说他只不过运气比较好，像中彩一样，中了头“彩”而已。

自1978年短篇小说《伤痕》发表之后，卢先生仅做过4年《文汇报》的文艺部记者，便“远离”文坛，到美国留学，办公司、做金融、蹬三轮车、甚至到赌场当发牌员……。26年后，这次他携其呕心3年完成的新作《紫禁女》回来。在这部作品中他融入了儒、道、佛的一些思想，融入了这许多年来自己的独特体验。如果说《伤痕》是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反思的沉积，《紫禁女》则是从更深远的层面上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再思索。

有媒体说，卢先生沉寂文坛多年后，以这部力作重又“回归”了文坛。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回归”。他说尽管这些年来远离人们的视线，但他的心始终在文坛，始终关注文坛，尽管为生活而忙碌，对文学却始终不敢有丝豪忘怀。

他的这种谦虚、睿智与幽默，获得了台下阵阵掌声。

当有同学问他，“如果是当今校园学子，那把紧锁的钥匙丢了该怎么办？”面对这个寻求安慰与鼓励的提问，卢先生坚定地说，“那就砸掉，把他砸掉，打开抽屉，让他重见阳光！”“但我们不办墙报，也没有文学编辑找上门来，又该怎么办？”“那就上网络。”卢先生指了指坐在身旁的网络大师少君先生，“网络是个可以施展才华的广阔天空。”他鼓励当今的文学青年一定要沉下心来，不要有太多的束缚，我手写我想，付出了努力终会有收获的。

不断有人争相站起来，都不愿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抢着提问。卢先生成了倍受注目的焦点。他以他对文学的体验和博学回答台下提出的各种提问，而他给予人更多的是鼓舞与希望。

因时间关系，当阵教授第三次重提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时，报告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而我再度鼓起彭胀的欲望，拨开向门外涌挤的人群，朝主席台挤去。我一再鼓励自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当我总算挤到卢先生面前时，他背着包正准备离去。我鼓足了勇气，向他提出合影留念的要求。没想到他竟爽快地答应了。我于是立即叫住那位准备离开的胸前挂着摄相机的学生干部，请他为我们合个影。卢先生高出我半个头，我紧贴着站在他身旁， 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一刻，我的惊喜、我的满足、我的幸福的微笑就定格在那一瞬间，也定格在永恒。之后，卢先生旋即从背包中拿出自己的相机，郑重地又请那同学为我们拍了一张合影。对于象他这样的大名人，大作家，竟是如此的谦虚、平易与朴实，竟能如此看重与我这样一个陌生而普通的文学青年的交往，没有半分傲慢、做作与高不可攀，更是令我大感意外。

也许受了我的怂恿，不断有人从门口折回来，纷纷拿出笔和纸，把卢先生团团围住，请他签名留念。我也找人借了半张纸。卢先生略一沉思，在纸上留下“禅悦”“佛缘”四个飘逸的字。

世事大概总是如此，当你刻意想去获取什么，往往什么也抓不到；但当你不去奢望的时候，他又会在不经意间不期而至，给你始料不及的惊喜。

我想，这或许就是佛之所言一切皆是缘的缘故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