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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室南渡后，统治集团将北宋之亡归咎于变法和新党执政。于是在高宗的决断下，元祐党人在政治上陆续获得了平反，一些旧臣还受到了褒扬。绍兴初黄山谷被追赠龙图阁学士，官子孙各一人。由于高宗对山谷诗书赞赏倍至，称“恨不同时”，继而又诏其子黄相（1084—1132）赴行在，但相不幸至荆渚而死。黄氏家族便请将官禄调给了山谷之女黄睦的儿子李康仲，高宗特许后，康仲遂补将仕郎。山谷外甥洪炎眼睛残疾也有任命，其他亲族、外姻皆被迁官或白身命官。徐俯因与黄氏家族有姻，加上建炎元年，班迎伪帝张邦昌时独不下拜，被擢为右谏议大夫，徐后参知政事，位致通显。
   更为可喜的是，此时元祐学术重又得到了尊崇，其思想在各方面都得以反拔。在这种氛围下，山谷生前身后的一大批追随者，迅速形成了一个以师友关系为纽带，以相近创作祈向为基础的诗人群体，亦即所谓的“江西诗派”。该派的名称最早源于北宋末期吕本中所作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图中推举山谷为宗祖，而列陈师道以下的洪刍、洪炎、韩驹、徐俯、晁冲之、王直方、高荷等二十五人居其中。此图一出，在诗坛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论者多持反对意见，认为受过山谷影响的诗人远不止二十余人。尽管该图不尽人意，但毕竟将一个创作群体、一种诗歌流派明确地公布于世，在文学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从此，它开始长期受到人们的关注与研究。
    至南宋《江西诗派》汇编总集问世，即大大提高了该诗派的影响力。汇编由江西提刑，江南西路安抚使程叔达主修，杨万里作序，于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完成，共一百三十七卷。遗憾的是这部汇编总集已散佚不全，《四库全书》也只著录二十五人中韩驹、谢薖、饶节三人的分卷。但是山谷在有宋时期的影响还是可从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曲折表现出来。要之，“江西诗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只是受山谷诗风和诗法的衣被、尊从而形成的创作倾向，它在宋代诗坛上仅为一种主导的风气。其既不是由山谷自行组织创建，也没有规范性的纲领。流派中的人物一直绵延到宋末，在接受山谷遗产上也有高低深浅、取舍得失之分。故带来了一系列的流弊。这主要表现在过分讲究词语出处，用典过滥，抛弃形象思维，以学问为诗；同时片面追求创作用语的拗硬奇险，雕章琢句，太乐于散文化。所以后人对山谷理解的偏颇也与诗派的弊端有关，但这是后人之过，不应由山谷负责。
    有鉴于上述弊端，诗派中的一些早期大家为纠诗风之偏，从理论和创作上开始出面矫正。他们有的转益多师，有的取法乎上，有的扩展儒家心性之学为诗所用，有的灵活运用技法而不留雕迹，但是，其作品的风格还是遗有山谷的烙印，流有山谷的血脉。如后执南渡诗坛之牛耳的韩驹，在深受山谷诗风影响后，转益苏轼兄弟和张耒，使诗作既有淡泊思致，奇丽不雕刻的特点，又有磨淬剪裁之功夫。又如徐俯，山谷出于亲缘关系，对其多以亲授又寄以厚望，有鉴于东坡、少游等死后，还在《与徐师川书》中嘱咐：“常恐斯文之将坠，不意复得吾甥，真颓波之砥柱也”。但徐为纠西江诗风之偏，竟上溯六朝，把诗作成了乐府气象。
    作为替山谷诗风及江西诗派研究立下汗马功劳的吕本中，当认识到诗派中所患有的弊病后，更是从理论上开出了一连串的治疗药方。首先，他强调要养气，即以加强主体的道德修养，涵刚正之气于胸，来激发诗歌的精神，纠整只重字句的偏废。其次，要求溯源追古，以开阔眼界，突破现有诗作范围，提倡远学建安古风，近旁太白、义山。最后倡导活法隐痕，就是*青黄杂揉灵活多变的技法掩盖、涂抹用法的斧痕，以摆脱诗派呆板拗涩的困境，生发自然多姿的新风。故他的诗后被号为“弹丸法”，也就是说有着流转圆美、灵活不滞的境界。
    时光辗转到山谷殁后的第一个乙酉花甲之年，诗坛崛起了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这“中兴四大家”。他们虽无一得到山谷的亲授，但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江西诗派的影响，其诗学皆出自崇尚江西诗派的传人，尽管四人都极力跳出了诗派的藩篱，可起跳的立足点则还是在江西这块巨石之上。
    四家中，后成为中兴之冠的陆游，学诗就曾自谓从吕本中和标榜“涪翁一灯传”的曾几而出。其“夫文章，小技耳……惟天下有道者，乃能尽文章之妙”的名言，与山谷以人格修养为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在《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所用的“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的禅语，也是山谷的一个诗学观，尽管他对“无一字无来处”的批评尤见深刻，但目的是纠正诗派流传沿袭中顾此失彼、舍本趋末的偏颇。他以清新琢炼句法，以圆润表述俊逸的特色，与山谷就有融通之处。
    而于自称“予以诗始学江西诸君子”的杨万里，虽然其后取法一变再变，还表白过：“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但也非全部否定江西诗派，而是在继承自认为合理的部分中求得新变，故对山谷则实有终生倾倒之言。“天下无双双井黄，遗编犹作旧时香”；“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就是证明。其奉山谷为集汉唐诸贤之大成者（详见《诚斋集》卷八十三）的评价更是难以高加。他在六十岁后还为《江西诗派》汇编总集作序，并把学诗的手传之师吕本中增入《宗派图》，也表明了终生推崇江西派的立场。事实上，他诗歌中着意发挥日常生活琐细的情趣，擅长表达瞬间的感受，时有奇巧、幽默、调侃之语，且喜用俚语俗言入诗的特色，与山谷的以俗绝俗、苦中寻乐、以小见大、诙谐顿悟的特征可谓一脉相承，所以宋人乃至当代许多诗评家多视其为江西社里之人。
    再如范成大，其诗风虽多样，但与江西诗派也有瓜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湖诗集》就指出其中年以后“骨力乃渐而遒，盖追慕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家”之论。而婉峭合一则得益于山谷词的独特韵致。
    总而言之，上述南宋中期几位主要诗人虽观点、风格各异，但都受到山谷及传人的沾染，他们在新变的同时都不同程度保留了江西诗派的余韵。同时，在诗的内容上，他们与山谷一样，明显拥有时代的特征和爱国精神，表现了不满时弊、同情人民的人道主义思想，展示了高洁的境界和人格的魅力，具备了积极、健康的审美价值。是同属于各自的时代，同经得起历史检验，同重视创新的著名诗家。
    不仅如此，江西诗派此时还受到了思想界的肯定和重视。孝宗时，理学大行，由于山谷文学观与理学家的文道观有相通之处，便得到了陆九渊等人的高度赞扬，其颇具影响的论断：“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道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虽未极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与程帅》）就是真实的写照。
    而其后不久至南宋后期的宁宗赵扩朝，诗界又相继出现了“四灵”派和“江湖派”。这两派力主扶树唐体的旗帜，与江西诗派形成分庭抗礼之态，后逐步占有很大优势，但其中的戴复古与刘克庄两位大家，却提出了兼收并蓄的辩证诗学观。戴复古还在《论诗十绝》中，对“举世吟哦推李杜，时人不识有陈黄”的时俗偏向提出了批评，他本人的诗作也具有山谷的遗韵。刘克庄则是试图对宋词的历史经验作出总结的集大成者。他在编选《江西诗派总序》这巨大工程时，对山谷的褒扬既中肯又精辟，其在《江西诗派•黄山谷》的小序中竟把山谷尊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摩。”故后来有关山谷的作品选集里基本上都录有这几句“不易之论”。
    然而，对山谷与江西诗派的传统进行批评的评论家也为数不少。其中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浪沧诗话》、元好问的《论诗绝句》都多有著述。尤其是金王朝的王若虚，是主攻山谷最强最广最细者。他的《滹南诗话》集中诋诃山谷诗“有奇而无妙”，是“剽窃之黠者”。尽管《诗话》中实有可取之处，但对诗学的有法与无法、补假与直寻、抄集与点化、剽窃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界限至少是含糊不清的。而不管怎样，上述对山谷及其江西诗派的正反取舍和贬仰毁誉，都集中反映了山谷诗对后世影响的深远，其独特的“效应”既有助于世世代代在人间传播，又助于人们不断去甄别研究成败得失，更何况学术研究和发展往往*不同观点的争论取得进步。试想，我们当下对待孔子、曾国藩、林语堂等人尚且如此，对待山谷又何尚不该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