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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元明两朝词曲和小说等文体大兴，加上日益走下坡路的诗学基本上笼罩在宗唐复古的大环境里，江西诗派失去了诗坛上的主流地位。然而到了清朝，鼓吹宗尊宋诗的思潮又蔚然风起，值康熙至乾隆之交宋诗派已届高峰，嘉庆年后又日趋低落。但尚有势力范围，其派与宗唐的“格调说”、主情的“性灵说”呈三足鼎立之态。道光、咸丰朝间，尚宋的桐城派异军崛起，后加之曾国藩大力提倡重整山谷诗风，及同治、光绪间遂形成了一个师承山谷的创作群体——“同光派”。其延续直抵近现代，其代表人物有以理论为长的陈衍，有以创作见优的山谷邑人陈三立。
    这里应说明的是，所述的“宋诗派”是一个广义和狭义相融的概念，它既指宋代诗人创作的诗歌，也指宋诗体现出的风格特色。同时，因清代宋诗派中各个时期的领军人物大都以山谷为宋诗宗祖，故山谷便成了他们推崇的首选对象和集中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讲，宋诗派就是宋朝的江西派。
    清初，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统治者为座稳根基，一面大倡程朱理学，一面大兴文字狱，不少文人因集社被杀受牵，一些进步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不满现实，企图通过经史的研究来调整社会的黑暗。作为文学大家的黄宗羲，在诗学上首先论证出要以真伪论诗，不以时代论优劣的思想观念，极力反对“诗必盛唐”之说，并根据宋诗主意能与反映时势合拍的特点，提出了“少陵体则黄双井专尚之，流而为豫章诗派，乃宋诗之渊薮，号为独盛”，并自以“吾家诗祖黄鲁直”来肯定宋诗的成就和价值。接着，参与了《宋诗钞》的编选，还为共有一百零六卷的全集作过勘订，在社会上，迅速造成了研讨、学习宋诗的风气，其反响正如宋荦在《漫堂说诗》所载“几于家有其书矣”。其后，他在山谷的《传言》中，又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故田雯阅后大加趋尚，说：“山谷诗从杜、韩脱化而出，创新辟奇，风标娟秀，陵前轹后，有一无两”；“宋人诗，山谷为冠，其体制之变，天才笔力之奇，西江诗派世皆师承之”（《古欢堂集》）。可见，黄羲之所取的推广作用是巨大的。
    不特于此，山谷诗的韵味，对清初最著名的诗人王士祯也有着很大影响，尽管王素以王维、孟浩然的唐代山水诗为典范，但他却认为以“神韵”为亲，以禅论诗的境界，全出于人的个性，是工夫到家的表现，这与山谷观点又息息相通。故其《论诗绝句》就有“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之语。还称山谷诗“虽脱胎于杜，顾其天姿之高，笔力之雄，自辟庭户”。而对山谷诗风中清新的一面，更是赞语连珠，并公开宣言：“平生一瓣香，敢为涪翁惜”。此外，年跨康雍乾三朝到九十六岁才终的诗论家沈德潜，力主诗歌格调，倡导诗应“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与山谷的以理制情的晚年诗风有许多类似之处，如他的诗选《古诗源》就多少带有山谷的遗韵。
    由乾隆、嘉庆至道光中期的鸦片战争爆发这一百余年的历史阶段，清王朝开始由盛转衰，学术思想的主旋律由宋学转向汉学，走上了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在沈德潜“格调说”、袁枚“性灵说”活跃纷呈之时，生发出与山谷诗学联系颇深的“肌理说”。此说的代表人物是翁方纲，其学说的实质就是要以义理、学问来充实诗歌内容，故此，对宋诗有相当的看重。他说：“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并认为山谷不仅是江西派之祖，且是宋诗的代表，他在《石洲诗话》中就指出“（宋诗）总萃处，则黄文节为之提挈，非仅江西派以之为祖，实乃南渡以后笔虚笔实，俱从此导引而出。”在评述《宋诗钞》时，认为编者并没有把握宋诗的特色和丰实内涵，曾不无遗憾地发表过“专以平直豪放者为宋诗，则山谷又何以为之宗祖”的感叹。为此，他致力于山谷诗全集的整理刊刻。同时，作为《四库全书》的编修官，山谷诗注的“提要”皆出其手；我县《八贤祠志》并有他书写的山谷《写真自赞》的手迹。
    提及《四库全书》，对时为一代文臣的总纂纪晓岚便不得不提，尽管他对山谷诗多有批评，但却能辩证地对待。他很赞赏山谷诗的特有风骨，认为“黄、陈因杜诗而莩甲新意……异乎嘉、隆七子规规摹杜之形似，宏音亮节，实为尘饭土羹也。”并在对山谷七言古诗存有的离奇之缺陷作点评时，还认为其“骨瘦而韵逸，格高而力壮，印以少陵家法，所谓具体而微者”。
    “桐城派”是兴盛于乾隆朝的一个重要文学派别，他们的创作主要是一些应用文，但文论也较为系统完整，所提出的“义法”主张，即指在倡导正统观念的同时，讲究结构条理，材料语言等技巧的运用。故派中重量级人物姚鼐就谓：“山谷刻意少陵，虽不能到，然其兀傲磊落之气，足与古今作俗者澡濯胸胃，导启性灵”。于此，他的门人弟子多崇山谷，如梅曾亮就有“我亦低首涪翁诗，最怜作吏折腰时”的赞语，又如方东树，不仅文论有山谷之意志，且诗法也得力于黄诗之精髓。
    在诗歌的创作领域中，这一时期的崇宋诗人也并不缺乏，如号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蒋士铨就宗从山谷，其七律中的拗调层出不穷，尤见抑郁不平之气。而于“秀水派”中的一批后起诗人，更在倡宋过程中，大造声势。虽然他们的“派祖”朱彝尊宗唐抑宋，但因嗜好以学问入诗，其后必然就有了疏离异趣的结果。汪仲鈖《桐石草堂集》的绝句“黄诗繙阅枕函亲，学杜先宜此问津。宗派百年谁复识，解人弦外两三人。”正反映了这一倾向。
    清道光二十（1840）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迅速解体，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在诗学界，传统意义上的盛世雅音与客观现实已格格不入了。诗人为表达衰世的忧国伤时之情，自然把目光转向了黄山谷、韩退之乃至杜工部这些同属于由盛转衰时代的先辈身上。于是以山谷为核心的宋诗风格再度云起风行，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道咸年间，程恩泽、祁寯藻率先倡崇山谷，其后曾国藩凭借统领群伦的政治、文化地位，大张旗鼓宗宋尊黄，使宋诗之风愈刮愈烈。其《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诗，就宛如一通转变诗坛霸主的宣言书：“大雅论正音，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涪叟差可人，风骚通肸蚃。造意追无垠，琢辞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摧为狂。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事实上，曾氏确是以宋学为立身之本，今人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转引的施山诗话就载：“今曾相国酷嗜黄诗，诗亦类黄，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值千金。”故由曾氏编纂的《十八家诗钞》仅收存山谷的七律就有二百八十六首之多。
    至同治、光绪朝，清末诗坛又衍生出“同光体”，其余风一直绵延至民国时期。该诗派分属三支：其一称闽派，以陈衍为代表，其二称赣派，以陈三立为首领。其三称浙派，推沈曾植为头魁。三支宗尚对象不尽相同，但都以宋诗为师范，并以学黄上追韩杜为多数人的趣向。
    该派在诗学理论上，以陈衍之说尤为清楚精细，其《石遗室诗话》则表现得最为集中。他认为唐代“开元”、“元和”和宋代“元祐”时期，这“三元”构成了诗史上的三个关键阶段，其目的就是试想拓宽诗的取法途径，主宋而不唯宋。他标举“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的诗风最终须落脚在“清苍幽峭”与“生涩奥衍”相结合的辨证契合上。更为可贵的是，他对“同光体”以及宋诗派重起和延续的历史背景和成因有过精避的分析（可参见《小草堂诗叙》），肯定了诗风的成败兴废之变完全是时局国势民意等大背景下所促成，因而提出了一套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发展观。
    在诗歌的创作上，陈三立则被推重为“同光体”的首领。他虽直接继承江西诗派传统，但又不为所限，故陈衍说：“散原诗宗黄山谷体，世所习知。但散原诗不能仅以山谷诗来概括”。郑孝胥也说：“太抵伯严之作，至辛丑（1901）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慨。虽源于鲁直，而苍莽排戛之意志，卓然大家，未可仅隶于江西社里也。”其实，山谷作诗重视雕琢锤炼，但更追求自然天成的化境。这一点陈三立就准确领会并把握住了。他的“我诵涪翁诗，奥莹出妩媚。冥搜贯万象，往往天机备。世儒苦涩硬，了未省初意。粗迹撏毛皮，后生渺津逮。”就既为山谷辩了污纠了偏，又为与山谷诗旨神会作了佐证。而更值得称道的是，1893年，陈三立偶尔从一朋友处读到日本刊印的宋椠《黄山谷内外集》，非常珍视。认为此著是孤本，自己作为先贤之邑人和后学，有责任和义务让其广为流传，因此，慨出巨资在武昌请人刻板印刷，经过七年才告完成，现成为了流传很广的一个版本。
    至于涉及到山谷诗在日本的版本，即指该国宽永己巳翻印的绍定本，此时相当于我国明朝万历间。其实山谷在日本也有相当影响，时至今日，保存在日本国家藏书馆和几大文库中的宋以下各代的山谷诗文刊本竟有二十余种之多。当代的荒井健仓、田淳之助还分别为山谷作传，并对山谷复合式的自然观作了深刻的研究，有很多独特的见解。
    然而，综观古今中外，相比之下，我们对黄山谷著作的介绍、出版、研究就略显落伍之态。一段时期除陈寅恪、钱钟书、胡宋仁、陈永正先生的诗作及论著可看到薪火不绝的传承之迹外，几乎另无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环境大有改善，全国性有关研黄的讨论会时有召开，特别是近几年山谷的著作（书法作品）重印了不少，对其研究这张冷板凳也有人竞相去坐了。现重新评品山谷著作的数量一年多过一年，一篇胜过一篇，并有向纵深开拓发展的趋势。黄宝华、莫砺锋、周裕锴、成复旺、钱志熙、水赉佑、曹宝麟等学者、书家笔耕不缀，开创了研黄的新气象，成了当下的有功之臣，这是山谷之幸，是时代之幸，更是山谷故里这文章奥府之地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