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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的王圆可不是浓妆艳抹露倩卖嗲的假美人。

    他是货真价实的道士。

    做过莫高窟当家的王圆能够载入史册，完全是因为他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悲剧的罪孽。1900年5月26日，他在清除敦煌石窟一洞穴的积沙时，从一线裂开的缝隙中窥见了另一洞天以及深藏其中的古代文献。几乎在同一时间，王圆也随之踏进了罪孽之门，一批批弥足珍贵的敦煌文献从他手中沉痛地流失，让后来者痛心疾首。

    让我们数一数王圆为敦煌文献做出的“丰功伟绩”吧。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从他手中用些许携带的商品换走了一大批文献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银元换走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被王圆尊称为“贝大人讳希和”的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因为愚昧，那些闪烁中华灿烂文化光芒的文物被一个小丑贱卖；因为无知，历史在讥笑王圆那个出身于湖北麻城的布衣之时，不经意又为后人重重扫过嘲弄而又惋惜的一笔。

    无独有偶。在世界文化史上，许多重大发现有着惊人的相似，但因那些卑微的人物及所处环境的不同而表现迥异的结局。

    1875年，年仅四岁的西班牙女孩玛丽亚随父梭杜乌尔来到距桑坦德约三十公里的阿尔塔米拉。玛丽亚为寻找玩耍之地误入一低矮洞口，当她点燃蜡烛时，突然发现一只直瞪着的公牛眼睛，举世闻名的史前洞穴壁画就这样被发现了。这些动物壁画包括十五头牛、三只野猪、三只母鹿、两匹马和一只狼。但这一伟大发现并未引起西班牙有关方面的重视。有人认为它是古罗马时代过路的士兵随便涂上去的，甚至有人诬陷梭杜乌尔，说他雇佣了马德里画家画了那些壁画，指控他为沽名钓誉而弄虚作假。直到1902年，经法国教士布吕叶审定后才逐渐为人所承认。

    敦煌文献和阿尔塔拉米洞穴壁画都是世界文化艺术中瑰丽的宝藏，它们发现的偶然性何其相似。历史总是如此留给后人许多无法戡测和破译的神秘，正因为一个个偶然的发现才改写了历史，才重现了历史的光辉。但是历史始终没有刻意掩盖什么。敦煌文献遭遇了损毁和散逸，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遭遇了曲解和诬陷。从中不难看出，在王圆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由无数小丑集结的小丑阵营，在玛丽亚和梭杜乌尔的背后，何偿不矗立着相类似的小丑集中营？而不管是个人的无知，还是对历史发现的冷漠麻木，都是一种病，都影射了那个时代的无知，那段历史的悲哀。

    无怪乎，余秋雨在《道士塔》一文中如是说，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