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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山谷一生没有任过能影响政局的官职，他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的为政之道主要仅从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出发。他不是一位政治家，更不可能去作政客，但却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把诗作和诗论作为自己毕业的事业而名垂史册，其传世的诗作就达二千来首，遂有“苏黄”并称之说。由于他的倡导，在其身后还逐渐形成了一个被南宋吕居仁标举的“江西诗派”这一庞大的创作群体，影响沿及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
    对于这样一位开宗立派的人物，文学史上历来评价不一，毁誉相左，聚讼纷纭，论者每每举其“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之说，为其诗的指导思想。认为他是*指事用典、锻炼词句来形成风格的，这样，他便成了一个只重章句辞藻的形式主义者了。但是，只要我们能较全面考察诗人的理论与创作，便可发现这完全是一种偏见。
    （一）山谷诗歌的审美理想
    山谷诗论，似乎不是很招人喜欢，但读懂过后，却又令人难以忘怀。他到底要倡导什么？他的主张在当时为何有那么多人附和？掌握了解山谷诗，首先要认识他向往一种什么样的美，尽管他不以唯美、艳美名世，但他正是在追求另一种美，一种源于他思想、时代及文学发展契机所酿成的“新美”。
    宋代前期诗坛主要是“晚唐”与“西昆”两派，这两种流派中前者多发穷愁之吟，失于纤狭琐碎，后者则缀饰辞藻，典丽精工，并走向雕镂堆砌，浮艳侈丽，故未能较好承担文学为社会政治服务的使命。为了矫正时弊，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配合着思想领域内的儒学复兴，在文学领域兴起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倡导诗骚感事而发、美刺比兴的传统。要求诗歌反映国事民生，发挥道德教化功能，开创新的风格，变浮浅靡丽为质直古雅，使诗内蕴劲气健骨。山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步入诗坛的。首先他对欧、梅、苏的贡献深表敬佩，赞誉不绝，可能是出于学杜的岳父谢景初系梅尧臣妻兄谢绛之子的原因，更对梅的诗作尤感亲切。称他“句法刻厉而有和气，他人无此功也”。接着，总结前人的成就，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核心的观点，即“诗，乃至一切艺事，不能落于俗格”。最后为充实佐证这一观点，促成了自己一套偶有法于无法，依仿古人又自成一家，反对愤激怨怒又鼓吹老成练达之作等一系列诗学主张。
    那么何为“不俗”呢？在山谷看来，它有诗品的不俗和人品的不俗。“语言高妙，似非吃烟火食”、“笔下无一点尘俗气”是诗品不俗，而“临大节不可夺”、“与天地相终始”是人品不俗。不俗归根到底就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认为诗只有在表现人品的心性修养时，才有不俗之风格。所以他特别注重“养心探道”。在人品与诗品，诗的内容与形式等关系上，明确宣示了“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宁律不谐，而不使语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在《答王观复》中还说：“理为主，理得而词顺，文章自然出群拨萃。”故山谷终身推崇杜甫首先是敬其忧国爱民，他说“（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名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可见山谷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原道、徵圣、宗经”的文道观上的。
    但是，传统的文道观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纲常，也即后学所说的“文以载道”。山谷的“文道”则是主要指理想的人品与修养，也就是“不俗”的审美观。他这一诗学要义集中表现在五十四岁《书王知载朐山杂咏》一文。
    –––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诤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名。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归，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这段文字阐释了三个问题：一是诗歌的本质，二是诗歌的风格，三是诗歌的功能，是从“诗旨、诗美、诗用”立论的，其中所说的性情就是那种深于韬讳，老于世故者的平和冲谈的性情，诗之美只是温柔敦厚的美，也就是禅悟式的宁静心境所领悟出的美。
    于是，我们可以说，山谷诗学思想在承袭儒家教义的基础上，又对传统作了改造，他把诗歌主题的范畴从早期关注社会现实转向了人格的感化。这一思想过程是他心性论和复杂的仕宦人生的产物。诗人企图从历史的文化精神里找到认识客观现实的钥匙，以重新确定士大夫的生活准则，具有极强的理性色彩，从而达到治心养性的目的。这样，由于过分心理化，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学者型诗人的精神王国，故不易为其它阶层的人所理解。加上他的诗文大量用典，能解答出这一王国的就限于那些文人学士，而一般读者则只能望而兴叹。山谷诗作在封建社会众多的文人中形成了一个流派，但却一时难为广大民众所理解赏识，其原因，也可以从他的审美理想中找到根源。
    因而，对于山谷诗歌的审美思想，不管你喜不喜欢、肯不肯定和理不理解，它都是历史的必然现象，它既属于山谷本人，更属于历史属于那个时代。
    （二）尚意：拓宽诗学的新途径
    人们知道，到了宋代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已由唐代的“主情”演化成了“尚意”的诗风。这种风尚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它与当时社会政治心理趋向、学术思想趋向和审美情趣密切相关。我们避开上述成因不论，单从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诗；晚思节虑深远，及染宋调”就可窥一斑。说得生动一点也就是指唐诗如盛夏，宋诗似霜秋；唐诗情文并茂，宋诗哲理深辩；唐人观察事物先叹形貌，生发激情，再作由表及里的探索，借景传情，画意与诗情兼备；而宋人则似庖丁解牛，遗貌取神，努力通过艺术抽象，达到形枯意丰，来多角度多层次理解生活。
    黄山谷博学广识，转益多师，尤对杜甫与韩愈更为推崇。这还是出于杜诗自到夔州以后“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不烦绳削而自合”，已倾向于“述意”，并开创了“以文为诗”的先河所致。而法效韩愈则是倡其“不平则鸣”之说来突出主体的人性、意气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山谷为了求得新变，最典型地继承和发扬了杜韩的这一倾向，着力向内心深层抉剔和透视生活。形成了独有的题材宽泛，音律拗峭，主题复指多义，语言简炼无华，内涵奇崛博奥的“尚意”诗风。下面我们可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他诗歌的中心思想。
    第一是抒发个人情怀的抒情诗。这类诗作数量最大，集中抒发了诗人与世乖合，孤高放旷的思想情感，揭示了内心深刻复杂的矛盾，塑造出了一个耿介兀傲而又无力抗争的自我形象。如作于元祐二年的《戏呈孔毅父》：“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校书著作频诏除，犹能上车问何如。忽忆僧床同野饭，梦随秋雁到东湖。”前六句以自嘲兼寓讽世之意，使一般兀傲不平之气扑面而来，最后两句忽然宕开一挥，转入忆旧归隐之叹，最终取代世俗烦恼，来求得心灵的超脱。
    第二是描写一系列下层人物形象的诗。这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彩的人物世界，这些人物身份、职业、性格各不相同，但都是些卓荦超群、才具不凡而又坎壈不遇、贫*不移的奇人异士。诗人的笔触不仅勾勒了他们的外貌风采还突出了精神气度，闪耀出人格的光彩。我们可从他《陈留市隐》中所咏的剃头匠就可见到描写对象虽身处贫*，却自得其乐，洒脱无碍的精神气质，正如该诗序中所述：“日以刀镊所得钱与女子醉饱，醉则簪花吹长笛，肩女而归，无一朝之忧而有终身之乐，疑以为有道者也”。
    第三是描述绘画、音乐、书法等艺事的诗。这类诗在意境上大大超越了前辈，而且寄寓深远的思想意义，写出了人物的精神和志向，亦即发掘了意象中的神韵。如《题李亮功戴嵩牛图》写道：“韩生画肥马，立仗有辉光，戴老作瘦牛，平生千顷荒。觳觫告主人：实已尽筋力，乞我一牧童，林间听横笛。”就形象地寄讬着人材际遇的感慨，讽世的意义不言自明。
    第四是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诗人对这类诗的传统主题作了极大的拓展，除一些常用的茶叶、花卉、水果外，为追求一种非美之美或以丑为美的取向，连别人送袜子、食驴肠都写成了诗。如有人从黄州给他寄来了一树连理松枝，他竟有感而发一连作诗二首：“故人折松寄千里，想听万壑风泉音。谁言五鬣苍烟面，犹作人间儿女心”；“老松连枝亦偶然，红紫事退独参天。金沙滩头锁子骨，不妨随俗暂婵娟”。可见松枝这一物象，在诗人笔下已成了人格刚强与情感柔和融合的征象，这使人又联想到他标举的内刚外和、以俗绝俗的人格魅力。
    至此，我们就可以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对山谷的诗学审美思想和尚意创作，究竟应作怎样的价值判断？那种认为他轻视思想内容，只重形式技巧，或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观点，只是一种皮相之论。我们全面考察掌握他的诗论与创作，可以清楚看到，他是恪守儒学正统文学观，力图提高和拓宽诗歌的思想意义的。他的诗学观只是表现出与传统的疏离，其重心转向了展示人格精神之上。如果说他的诗歌在政教讽喻上表现得较少的话，可作为“诗圣”的杜甫也不可能天天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直陈时事的作品。更何况山谷所处的政治环境又是那样的变化无常，试想，苏轼因写过一些批评时政的诗，都险送了性命，连偏袒庇护他的高氏、向氏两太后都难保全他，山谷若还“袭其好骂之轨”，结果将会怎样？再加上山谷中后期在下层为官的机会少了，遭贬后的处境又更糟了，自然也会相对减少早期那一类大量直面时政的诗。但这又利于他在更深的层次上挖掘拓宽诗的取向。所以纵观山谷一生诗作就有着多面的特性，一方面具有批判现实的锋芒，流露出愤懑不平之气；一方面又以理制情，用冷峻的目光透视人生，将激情化解为理性的思辩与参悟。这样的诗毫无疑问是对当时社会现实作出了客观的反映，其与形式主义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三）以奇崛为主导，结合多种创作风格的统一
    “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对于山谷的诗风同时代的张耒就有这样的评价。而山谷也确实把“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当作自己的创作目标。那他*什么独惊斯世，凭什么自成一家呢？概括出一字就是“奇”。奇是什么？即是一种反传统反流俗的品格，一种与众不同，立异标新的途径，一种人人心中皆存，唯我笔下独露的特色。如粗略分类，在内容到形式中它主要有以下八种新求，这便是：题材求新颖宽泛，思致求深刻老成，意象求奥峭反常，题旨求复指多义，体式求朴拙简劲，布局求突兀跳跃，语词求精警洗炼，音律求拗涩变通。
    在山谷的诗作中，原不能入诗的卑琐小事被大量充肆其内，有意以小见大，赋予了大量的心态领悟。他的诗不重“色相”，崇尚“意态”，极少景语，铅华洗净，不像镜子般映照生活，而像X光透视精神世界。他追求着一种幽眇、深沉、哲理的境界，并以理智的情感，奉行看“翻案法”和“顿悟法”，禅理机锋，处处表现出思致的深刻，强调“妙在和光同尘，事须钩深入神”。他熟参人生，多在老庄哲学、佛家妙理中寻求心灵的慰籍，有许多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由于“世间好言语，被子美道尽，世间俗言语，被乐天道尽”（王安石语），到了山谷所处时代就必须探索新词语、新意象。为此，他一面向民间采撷俗语，一面向书本学习雅言，把苏轼倡导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提升到一个极至。加上能活用成语、典故，使熟典生用，死典活用，正典反用，僻典泛用，更让文字显得峭拨，诗意更加厚实深邃。借景传情，托物言志本是盛唐诗最通行的手法，但易导致定向的形象性思维，使主题单纯集中，长期以往容易走向模式化、雷同化。而山谷诗题旨则多浑茫一片，人们一时难以对其主题作单一明确的解说，且呈现多指性、幅射状。如一九六七年在武宁老县城石家祠堂乱石堆中，发现他于元丰三年刻在一件中华震旦角石化石上的一首题诗，今就有多种理解，有人认为是写道德教化的，有人认为是写培养人才的，还有人认为是他希望自己早得贵子以尽孝心的。
    为了表现上述的内容，山谷就须*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和技巧来完成了，他深知要追求峭奥、蕴蓄、发人深思，就得“妙画骨相遗毛皮”亦即化简形貌，锻尽芜杂，加快节奏，加大跳跃，努力洗刷掉诗中一切拖泥带水的成份。故我们在初读他的诗时，好象作者的思绪往往会突然中断，上下句、前后段似乎互不相接，而细品后又觉得有内在的联系。这种“七巧板”式的组合，“蒙太奇”般的手法，恰恰又赋予了我们许多联想的空间。宋人多用散文章法入诗，富于作品多种变化，但也易产生散漫拖沓的毛病，山谷出来矫正，取长弃短，他的诗象作文，但锻炼刻苦，精点诗眼，力删繁冗，特别注意诗的头尾安排，变化莫测。还值得注意的是他长于用精炼的字句，密集地介绍一些典故，概括出深妙的内容，并能做到摆落陈言，颇具高古老辣之格调。在音律上，为产生惊异的效果，山谷常变异句法、语序和文气，甚至是节拍。他自创了一种拗体律诗，在对偶上重视意联，不求切对；在声调上有意打破固有戒律造成平仄不协。对于立喻奇警，借代尚僻更是山谷诗造语的显著特点，他不遗余力地追求比喻的不落常套，不仅以物喻人，有时还以人喻物，同时还善于将比喻与比拟结合一起灵活运用，他的许多题画诗既有对事物静态的比，更有以假作真的错觉之比，如《题郑防画夹》。而借代的运用，则多以事物自身的特性来指称，使诗语更显诡谲新奇。
    以上介绍了山谷诗“奇”的总体风格，但是他在诗论中又反复告诫别人不能刻意求奇，要追求自然平谈的化境。反复论述“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这看上去似乎自相抵牾，让人不可理解。故当今许多研黄学者，对他崇尚自然的创作观或有所忽略，或难以索解，有的还以为他这一要求于人的佳境，恰是他自己欠缺之处。所以，我们如果无视或回避这一矛盾就难以全面认识他的诗风。
    山谷是看不起晚唐诗和西昆体的，但他确又是从西昆阵营中杀将出来，他的一些作品如《次韵赏梅》、《观王主簿家酴醾》、《海棠》等就明显吸纳了李商隐的诗风，形成了后人所谓的与西昆体貌异神通的特征。也就是说用昆体工夫去造老杜浑成之地，努力追求法度又与自然浑为一体。为突出表现自然风格中的朴拙本色，他从老杜继续上溯到陶渊明，提出“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并说“渊明之诗，要当与一丘一壑者共之耳。”认为这种矛盾完全可统一在“不俗”的境界中相互依存，因此他对于奇崛与自然都表示肯定与向慕，他的《次韵感春五首》，格调清新高雅，颇似陶潜佳作，其《跋子瞻和陶诗》无一景语情词，却能在平淡中蕴含着深邃的真情实意。这种诗风祈向的形成与他的哲学思想密不可分。当然这两种结合不可能契合无间，有时还会落入二难处境，故又不得不感叹：“夫随波上下，若水中之凫，既不可以为人师表，又不可以为人臣作则。”因而他笔下的自然并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超脱无碍。结果，他在抒愤寄怒时，就没有韩愈那样偏执激切，而在表达失意退志时，又不可能如陶潜那样洒脱无阻，他仅仅提出了自己“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的“以俗为雅”主张。
    与此同时，山谷诗清新的一面也值得我们注意。他常以此教人或评诗，如“诗来清吹拂衣巾”，“李侯诗律严且清”，“诗才清壮近阴何”。可见，“清新”他是他诗风的基本要求之一。在他的言论中曾大力推崇鲍照、庾信、韦应物、刘禹锡以及岳父谢师厚这一类追求“清新”风格的诗人，并积极致力于继承汉魏古诗，乐府民歌以至六朝以来的文人诗的好传统。《再用前韵赠子勉》云：“句法俊逸清新，词源广大精神，建安才六七子，开元数两三人。”就证明了这一取向。但是，最能体现山谷诗特色的是清新中孕含着劲健峭拨之风，其中具代表性的就是那些传世七律，如《寄黄几复》、《题落星寺》、《登快阁》等。都具有澄澈，明净、俊爽、高远、脱俗等特色，内蕴着清朗健傲的风骨。
    此外，山谷还有一些诗写得潇洒俊逸，诙谐奇诡，显示了诗人的色泽才情，机智幽默。像《戏咏江南土风》、《出迎使客质明放船自瓦窑归》、《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过家》等，既把人情风俗写得优美俊赏，又富有妙趣奇情，深受禅宗“游戏三昧”的影响。
    以上我们分析了山谷诗作特色的不同方面。归纳起来，就是以奇崛为主导，结合多种诗风有机的统一，形成多重性，复合性的风格。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力图将对立的范畴融入美学中，并用禅家真与俗的思辩义理找到矛盾的契合点，营造出独特的风格，他的这一风格，最足以体现宋诗的艺术风范。所以刘克庄说他“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蔡正孙认为山谷诗“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都是精研之说，有根有据之论。而对于“点铁成金”、“夺脱换骨”之说，仅是指诗歌语言技巧的继承问题，所含的是“新变”的因素。何况这些话还是讲给弟子听的，是在教学中用这样的生动事例使学生更易接受，温故知新，精熟古人警句，而于己再造新声所致。我们从他一生追求新奇多样的诗歌风格就可以证明，其超然之举，决不是什么“新瓶装旧酒”，更不是“剽窃之黠者”。
    （四）词传情：人格形象的再现与补充
    黄山谷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宗人物，其词作在北宋词坛亦因独树一帜、久负盛名而引发诸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但晁补之则辩曰：“黄鲁直间为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乃著腔子唱好诗也。”这又把他推向“以诗为词”的苏轼这一辙了。之所以有不同的评价，全出于山谷词存在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其一是承袭了《花间》的传统，以词抒写男女间的相思爱恋之情、伤离怨别之绪；其二是突破了词原于“艳科”的藩篱，表现人生的际遇和感慨，乃至哲理的思考。故从前者看，是本色当行的词家；若着眼后者，则又成了“以诗为词”的求新者了。
    据唐圭璋《全宋词》，山谷词收有一百九十首，题材颇为驳杂，用调多达七十余种，且多用短调，其意境集中反映在一个“情”字上。“情”可以说是贯穿其毕生词作的主线。早年的“艳情”，中年的“友情”，晚年的“逸情”，无不倾诉着他品格秉性外射的征兆，昭示着他襟抱志趣渗透的色调，铭刻了他情感变移扩展的烙印。它们凝聚在一起，不仅再现补充了诗作中的自我人格形象，而且由于词更适合遣兴抒怀，表现更为质朴真率，加上他又喜附序文，那就更有助于我们从深度、广度探讨山谷其人了。尽管这些“情词”有的高雅，有的低俗，但它必竟还能从一个侧面，在不同程度映照出他所处时代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心理。
    当然，客观地讲，当在初读山谷词时，我们会迅速感受到，其词从内容到风格确实存在着生新瘦健和鄙俗软媚共存、严肃认真和低级缠绵并立的两个矛盾的侧面，简言之即归纳于“雅”与“俗”这两点上。而“雅”是山谷词的主流，是不断扬弃“俗”的结果，它基本上体现在中年后的“友情”和“逸情”之中。如要真正看出山谷词的本色，则应花些精力在雅词中去寻找答案。
    山谷的雅词多作于贬谪期间，由于深受晏几道“寓以诗人句法”和苏轼“以诗为词”的影响，将原本作为艳歌的词提升到了一种抒情诗的形式，对词的主题容量和社会意义都有拓展，表露了自己屡遭厄运却仍能傲岸豪健，达观放旷的襟怀。试读《念奴娇》（“断虹霁雨”）为例，其首先在上阕以秋空明净，青山生机的景象创造一个披现主观秉性的氛围，使人联想到词人心境的乐观、开朗、狂放。随后，以三个反诘问句和感叹句刻画出人们等待月出时由焦急、遐想转入月出后狂欢的心情，射影出作者渴望月华天澈的复杂心理和社会环境。下阕转写景为叙事，借张园饮宴之题，远从对方说起，举杯嘱酒，念诸生皆天际飘零，回首乡关云山阻隔，真难得眼下良辰美景的欢聚，虽短暂，亦当弥足珍贵。接着似再一扬，揭出词旨：“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这既是对流逝的游宦生涯的追顾，更是对饱尝坎坷情怀的发泄。结尾二句，再入写实，以王顾左右而言他手法，来掩盖心中“投荒万里”的满腔苦况。全词色彩清丽，格调闲雅，于狂放之中抒豪迈之情，无怪乎其本人也要引为得意，在序中自认“可续东坡赤壁之歌”。
    山谷类似以上豪放风格的词作有很多，无论是在黔所作的《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还在移戎所作的《鹧鸪天》（“黄菊枝头生晓寒”），及至最后贬宜所作的《南乡子》（“诸将说封侯”），都表现出不以忧患得失萦怀的浩气。但是山谷这一浩气并不象东坡那样爽朗、自然，而是充满拗峭浑茫，这又与他心灵深处积淀的诸多创伤密不可分。如《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望江东》（“江水西头隔烟树”）、《清平乐》（“春归何处”）等，都借某种亦真亦幻的境界来展现跌宕起伏的心理流程，以表露孤高傲世的情怀和对美好生活模式的追求。
    以上简述的是山谷词豪放风格的一面，而当我们从纯抒情的角度看，他在婉约词作上还占有相当的数量，特别是一些咏物、状景及怀人之作尤见缠绵真挚。象元符年秦观死于藤州，山谷在崇宁三年览其遗墨，悲从中来时曾写下的一首《千秋岁》（“苑边花外”）就是一证，此词用的是赋体，信笔写来，清婉简约，而一往深情，感人肺腑。词中既有“杯盘狼藉犹相对”的美好回忆，更有“波涛万顷珠沉海”这样扣人心旌的感慨，仿佛字字句句凝满血泪。而对于休戚相依，患难与共的弟弟叔达，他仅在叔达投奔黔中至东下期内就多有《鹧鸪天》、《清平乐》、《谒金门》、《南乡子》诸词相赠。这些词拭尽铅华，尽露本色，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今天读来，还似乎感触着他情真意切的脉博跳动。
    如果我们再作较深的探讨，还会发现山谷词的最妙处是能将豪放和婉约相融互合于同首词作中，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刚柔相济的风格。如《踏莎行》（“临水夭桃”）、《定风坡》（“把酒花前欲问溪”）就最能代表此类风格，这些词既有绵邈情思，又有峭健旷达的意气；既有悯世之心，又有达道之理；既有词的特性，又有诗的风貌；形成了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给人以多重的美感。
    现在，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山谷那些有关风月相思的俗词或称“艳词”的作品上。这类词有人说占了他全部词作的一半，有的说起码占有三分之一以上。但据笔者分析统计仅有四十来首，这可能是出在对“艳词”界定方法的差异上。笔者认为他那些故意借艳情题材来达道明理和在雅词中嵌入温香妍媚意象的作品，就不能划入“艳词”之列。如《浣溪沙》（“新妇矶头眉黛愁”）、《逍遥乐》（“春意渐归芳草”）等。
    而那些真正称得上“艳词”的作品则大多写于贬黔之前，其表现手法整体风貌几同早期民间词作，显然是作者接受了柳永的影响。这类词往往直及男女私情隐事，易流入亵黩。若推原由，一是北宋士大夫蓄姬养*纳妾的普遍不良风尚所致，二是当时婚姻制度，门第基础与爱情分离，使人们易在婚外的异性交往中寻求精神满足和逢场作戏。不过，必须看到它所能喷溢出的炽热情绪和真切相思，尽管这一情感是萍水相逢式的，但也不能全部划入官宦狎*的范畴。个别“艳词”还深涵禅机参悟，洞彻人生意蕴，还不时渗透出俗中见雅、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如《昼夜乐》（“夜深记得临歧语”）、《画堂春》（“东风吹柳日初长”）等。
    总之，山谷词在借鉴柳永俗体词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原始词的营养，引诗入词，极力使词雅俗相兼，刚柔相济，形成了疏隽明快、豪健峭拔的主导风格，显现出自我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在宋词的发展史上别具一格，对后世的姜夔，以及辛弃疾都产生了影响，其成就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