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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谷于绍圣二年正月在长兄大临的陪同下直接从陈留踏上贬谪之途，四月下旬到达贬所黔州（今四川彭水）。随着时光的推移，一直到绍圣四年，他的俸禄微薄，生计艰辛，不得不*买田种菜维持生计。出于全身避祸的考虑，他将居所建在摩围山对岸山腰之处，起名“摩围阁”，自称“摩围阁老人”。为了尽量减少与别人的接触，于诗的创作几至搁笔，难得兴之所至则写上一些长短句和词曲，尤对濡墨挥毫更感兴趣。譬如在绍圣三年五月乙未日，他一口气就写下了十五首李白的《秋浦歌》。此前，他一有空时就书写杜甫诗，企图有朝一日刻石三巴。当得知丹稜人杨素翁愿意出资承担此事时，他即“悉书遗之”，待工程完成，他将碑堂命名为“大雅堂”，并为之作记。同时，山谷常作字以遗蜀人，现传世书迹中，就有《制婴香方》、《惟清道人贴》、《发愿文卷》、《廉颇蔺相如傅》、《改公蕴知县宣德札》、《狄梁公传》等名作书于是时。他在五十二岁时作的《忠州复古记》中开始使用“涪翁”之名。
    尽管涪翁努力自我封闭，把精力主要放在书法创作上，但事实上却不可能与世隔绝，他的博学多才自然吸引了远近文人学子前来求教请益。每当此时，他的爱才之心时时会突破自设的障碍，乐意去揄扬、指点。在教导学子时，他不但谈艺论文，切磋学问，而是更强调道德修养为学问艺事的根本。如对待所赏识的王子飞、杨明叔等人，他在借贯输学术思想之机，就多次抄录魏征的《砥柱铭》来作书赠，期待着他们像魏征那样去作国家、民族的中流砥柱，自立持节，不为世俗所移。
    元符元年（1098）春，涪翁为避外兄张向之嫌移迁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六月抵达，先寓居南寺，后在城南赁宅居住，题为“任运堂”，又在无等院借地盖了一寓，其居室被题为“槁木庵”、“死灰寮”，从这些名称我们可见他力图以佛道学说用随缘任运的态度来对待生活的逆境，将生死荣辱抛在身外，即使心如槁木死灰也不为世俗的变迁所动。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态度，尽管当时的戎州比黔州更加偏远蔽塞，但涪翁的心境却有了好转，他已逐步从自我封闭的圈子中走出，广泛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友生，生活中也增添了不少情趣。这里我们可从他存世的有关与王周彦、张仲吉、王观复、黄斌老兄弟等酬和的大量诗作就可窥一斑。另还需指出的这些人大多与苏轼有亲友关系。元符三年，涪翁还自戎州去谒拜了苏洵之墓，这就更证明了他是一直是把苏轼作为终身之师，而不忘弟子之礼的。
    是年正月，哲宗病死，因无子嗣，遂由其弟赵佶继位，是为徽宗。初时徽宗意欲标榜不偏不倚的“大公至正”之道，消弭朋党之争，故改元为“建中靖国”。加之与其共同处分军国之事的向太后原本倾向旧党，元祐旧人又得以陆续起用或内徙。苏轼先后移廉州、永州。被徽宗称为“抱道足学”的涪翁也于五月复宣义郎，监鄂州在城盐税，重获所夺的勋赐，十月又复奉议郎，签书宁国节度判官。但涪翁对于个人命运的转机已看得很淡，只道是：“胸次九流清似镜，人间万事醉如泥”。十二月他离开戎州，在泸州江安办妥了儿子黄相与县令石谅之女的婚事，于翌年四月达沙市，被召为吏部员外郎，却仍然受宠不惊，淡然以病辞谢。其实，身体状况固是推辞原因之一，但避免再陷党祸恐怕更是深层原因。于是他上书只请求在“江淮一合”听任差遣，自以为如能在州小事少的太平州、无为军等处任职，则更利于生计。
    结果，不出所料，事出不足一年，政局又发生大变。右相曾布屡进“绍述”之说，竟为翻手云雨的徽宗所接受，决定变更法度，改年号为“崇宁”。“崇宁者，崇熙宁也。”这明白无误地表示又要恢复神宗之法了。五月，蔡京、赵挺之分别篡为尚书左右丞。不久蔡京玩弄手法，擢为右仆射，取代了曾布，登相后，即开展了全面的政治整肃，还下令籍定元祐旧党姓名，由御书刻石，立党人碑于端礼门。凡列入碑中之人，重者被编管、谪降，轻者被赋闲或贬职，无一幸免，涪翁又当然难逃再受迫害的横祸了。
    崇宁元年六月，他奉命领太平州（治所在今安徽当涂县）事，九日到任，十七日即被罢免，乃可谓我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的一幕奇剧。罢官第二天，州官衙门摆酒宴饯行，他即席赋《木兰花令》一首：“凌歌台上青青麦，姑熟堂前馀翰墨。暂分一印管江山，稍为诸公分皂白。江山依旧云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谁分宾主强惺惺，问取矶头新妇石。”真是江山依旧，人事突变，转眼之间，反主为客，何不令让人啼笑皆非，透出愤愤不平之气。
    然而，给予涪翁更渗重打击的还不仅如此。在东坡、少游、后山等纷纷作古之时，灭顶之灾也轮落到了他的头上–––
    原因是早在绍圣二年，山谷谪黔曾路过江陵，寄居在承天寺中，当时住持正将一旧塔拆去，准备拟建一新塔，便向他在塔成后，乞文以记。六年后，涪翁再到江陵，七级浮屠已岿立于风雨之上了，为不食言，他“遂使记成刻石”。某日寺院宴请诸士，转运判官陈举要求碑中记上自己姓名以抬高身价，求得不朽，涪翁未予应允，陈从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后他了解到涪翁在德州时与赵挺之有隙，待赵时踞执政高位，于是“以墨本走介献于朝廷，谓幸灾谤国。”最后致涪翁贬窜岭南。
    其实涪翁撰写的碑文只是就事论事，无一语涉及时政。碑文道，有人说建一座佛寺，要耗费中等民户万家之产，实是百姓的沉重负担。依我愚见，即使国家无大的战争，天灾疾疫也是百姓无能抗拒的。因为天下善人少而不善者多，如果国家的刑法施于外，佛家的思想治于内，国家不就可以“小补”了吗？他这样写作只是说明社会的财富不用于军事，即也费于各种灾害，何不花点钱多作善事，以遏制天灾人祸的发生？这与“幸灾谤国”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可陈、赵之流的险恶用心却达到了目的。
    “接淅报官府，敢违王事程？”崇宁二年十二月，黄庭坚一接到谪命，饱吟一声长叹，从鄂州就匆匆登上了贬程。但他还是未陷于颓唐，在过洞庭时的诗赋中，竟自比老杜的处境要好，还思揣起到南方与土著居民蕉林追逐狩猎的场景，形象地表示了他豁达的胸襟。诗人沿湘江南行，在长沙度过了除夕之夜。并于此与扶秦观丧北归的孝子秦湛孝婿范温邂逅。当见到两位晚辈，他竟握着二人的手失声痛哭起来，随即以二十两银子作赙相送。秦湛推辞不受，庭坚则道出了肺腑之言：“尔父，吾同门友也，相与之义，几犹骨肉。今死不得预殓，葬不得往送，负尔父多矣……”秦湛这才不再推辞。
    庭坚在长沙时还会晤了诗僧惠洪，由潭州入衡州又会晤了画僧仲仁。三月初六日，他与家人抵达祁阳泊于浯溪，观摩欣赏由元结撰稿，颜真卿手书的《大唐中兴颂》等名迹，写下了大气磅礴的七古《书磨崖碑后》。诗人借咏唐代史事，尚思虑大宋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势，以其远走瘴乡之臣老病垂暮之心，还牵挂着汉民族的前途命运，何不让人满腹惊叹。
    随着庭坚的家眷十六人留于零陵，他终于五月中旬到达宜州。在宜州的一年多里，官司迫促其徙居多处。由于此次贬谪是接受“编管”，即被判管制，交由地方政府监督。因而官方出于监管的便利最后让其住于城南的一所“上雨傍风，市声喧愦”的戍楼。这样他只好苦中求乐般的“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了。
    至崇宁四年，岁次乙酉，庭坚写下了一部日记体的《宜州家乘》。是年，他凭借宽厚的胸怀、崇高的道德和独有的文艺才能所产生的魅力，深深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尊敬和爱戴，在生活上更是得到了多方位的照顾和资助。我们可在《家乘》中窥见，在他现仅存八个月的记述中，所提及的人就有七十八人之多，而馈赠的物品更可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其中有许多还是山珍和名贵药材。但庭坚毕竟是在与亲人睽离、处境窘迫、心理压力很大的不利条件下生存。他能承受一环紧扣一环的打击，主要还是借助佛老思想来进行自我排遣调节。
    好在崇宁三年底，黄大临与唐次公从永州来看望庭坚后才让他获得了更多亲情的慰藉。由于心情愉快，庭坚暂开了肉禁酒戒。加上长兄与官方融通，他们还可经常出游，并与州司理管及，郡守党明远，州吏余若著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特别是余若著，他对庭坚尤为敬重，对其书法也羡慕至极，一日他夜遣二子携纸求书，庭坚竟能默涌大书出整篇的《范滂传》。该传长达1130字，庭坚一口气书完仅有二、三字疑误。这不仅反映他惊人的记忆与渊博的学识。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他所仰慕并努力追求的人格境界。范滂乃东汉名士，反对宦官专权误国，屡遭党锢之祸，是一位有气节的名臣。庭坚大书此传，既是自励也是明志，更是自我人格的一个宣言，它宣告了对邪恶政治势力的高度蔑视，也宣告了要步尘先贤，垂范后世的铮铮风骨。
    崇宁四年二月五日，大临与庭坚的最终离别的时候来临了。翌日，在送元明于十八里津的饯席上，庭坚以兄弟俩唱和的专用诗韵，作了一首凄恻的七律：“霜须八十期同老，酌我仙人九酝觞。明月湾头松老大，永思堂下草荒凉。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别夜不眠听鼠啮，非关春茗搅枯肠。”此诗他曾自注曰：“术者（算命先生）言吾兄弟皆寿八十。”因此，元明在临别之际举酒相祝，憧憬着暮年能同老家山。可不幸的是，该年九月下旬，庭坚酒后贪凉遭雨侵，忽患疾不起，弥留之际，子弟无一人在侧，独有侍奉起居的学生范寥经理后事。殁后才由苏伯固、蒋湋两贤士合力于大观三年（1109）二月护其遗体归葬于双井祖茔之西。而大临也突死于山谷卒年的十二月初五日，兄弟辞世仅相差两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