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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五年三月，神宗驾崩，北宋政坛开始了一轮巨变。年仅十岁的神宗第六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于此故由高皇太后垂帘听政。因高氏不太主张变法，一经掌权便重新起用了反对新党的司马光、文彦博等旧臣。熙丰间被外放贬斥的人士都陆续被召回朝廷，在朝者也得以新迁。山谷因司马光推荐，于四月以秘书省校书郎入馆阁，六、七月间到京师后，苏轼也于十二月以礼部郎中之职还朝。翌年（元祐元年）三月司马光言“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即举他与范祖禹、司马康共校定《资治通鉴》。是时，山谷得知苏轼入京迁起居舍人后，才得以首次登门拜谒东坡，并赠有一洮河石砚。
    其实，苏黄之间的相知却早在熙宁五年（1072），原因出于李常、孙觉都是苏轼的好友，他们政治立场相近，均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相继离朝。苏轼在通判杭州和知密州期间，就从两人处谈到山谷的诗文，知其为人，曾言“轼始见足下诗文于孙莘老之坐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孙并言“此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扬其名。”苏轼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苏轼凭他敏锐的见识，一面高度评价山谷的人品才华，一面也指出了他兀傲离俗，难为世用的秉性。其后他赴知徐州会李常于济南，见山谷之诗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
    自此，山谷于元丰年后，曾先上书东坡，并附《古诗二首上苏子赡》。东坡有答书也有和诗寄见。山谷诗第一首以江梅比东坡，歌颂他的高洁品格，第二首以青松喻苏，并以菟丝自喻，表示要终生依附之愿。东坡在答书中，盛赞山谷“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在和诗中针对自己的遭遇向山谷发出了坦率的感慨，讥讽了“今之小人胜君子，为稂莠之夺嘉谷。言君子小人进退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后东坡因此入狱，山谷亦被罚金。可见，苏黄交往之初，命运之神就把双方紧紧交织在一起，彼此荣辱与共，升沉相致。
    接后，苏黄间的唱酬越来越多，山谷唱和的主旨基本集中在三点上，一是歌颂苏的道德文章：“公材如黄河，灌注天下半……”；“文似离骚经，诗窥关睢乱。*生恨学晚，未曾奉巾盥。”二是感叹苏的遭遇：“名世二十年，穷无歌舞伴……一饱事难谐，五车书作伴。”三是抒发思见之情：“漫有酒盈樽，何因见此粲”；“相思欲面论，坐起鸡舞旦”。而东坡在一些“和答”诗中，对得到山谷这样的天下奇材，也由衷高兴：“我今独何幸，文字厌奇玩。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同样希望双方见面“相思君欲瘦，不往我真懦。吾侪眷微禄，寒夜抱寸炭。何时定相过，径就我乎饣隺。”然待到“元祐更化”之机，他们才得以“相见如故”。
    自元祐二年山谷又除著作佐郎，翌年东坡知贡举，山谷为其属官，六年迁起居舍人，至遭母逝这段时期，与其说山谷在职位上时有升迁，不如说在文学、艺术上更有建树。这些年中，许多年轻有为的文坛新锐密集京师，苏轼作为坛主，周围集中了苏辙、山谷、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豸、李之仪、邢惇夫、王定国、王直方等一大群友生。他们之间诗酒唱和，流连胜景，期间还偶有名画家李公麟、名书家米元章挥毫泼墨，形成了北宋文坛空前的盛况，在史料中留下熠熠生辉的记录。而最具代表的有，元祐六年的“游览京西南郊西太一宫之会”；二年的“西园雅集”；三年“锁院”期间的“鬼仙诗会”和“同游金明池”等。到苏轼被排挤离京再赴杭州任，山谷度过了三年多与东坡以及友生过从甚密的岁月。他有机会亲炙东坡的教诲，留下了许多诗篇，由此，声名越来越高，并有出蓝胜蓝之处，以至两人双星闪烁，始闻“苏黄”之称。
    但是，山谷对东坡先生的道德文章的崇敬，仍一如往时，他或颂其文“平生四海苏太史，酒浇不下胸崔嵬”；“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或颂其画：“海内文章非画师，能回笔力作枯枝”；“眼入毫端写竹真，枝掀叶举是精神。”或颂其书法：“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其）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而先生对山谷亦继续奖拔，他在答《张文潜书》中说：“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在称山谷“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后还向哲宗“举鲁直自代状”，认为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为此，东坡竟连遭政敌攻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山谷此时虽处顺境，但并没飘然自得，他清醒地对待现实，表现出卓越的见识。首先，他并不满执政者对新法的一概废弃，而主张参酌新旧，择善而从，崇尚“人材包新旧，王度济宽猛”。在政策上，他与苏轼一样，主张保留免役法，反对全面恢复差役法。在对待王安石的问题上，还肯定了其人品与功绩，这在《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和《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二首》中都有反映。其次，对执政者党同伐异，一概贬黜变法派的做法持反对态度，批评以党派划线，如“股肱共一体，间不容戈矛。人才如金玉，同美异刚柔。政须众贤和，乃可疏共口殳”就明显带有莫念旧怨，面向未来，以求得政局稳定之意。再次，对变法派中的某些人物，尽管政见不同，但只要出发点是以天下为已任的，他都与其相交笃厚。如对待徐禧，山谷尽管是徐妻堂兄，政见却有所不同。但当徐戍边出征之时，他则在云岩寺主持盛大仪式为此举壮行，徐杀敌报国，战死沙场，还能作诗大加颂扬。此外，旧党内部洛蜀两派相争尤烈，山谷作为苏门人物，却摒弃门户，独自超然其间，无一语党同。可见，他的心境是完全超越在政治斗争之上的。
    正如苏轼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元祐四年（1089），自苏轼外知杭州后，山谷弟仲熊突卒。李常、孙觉也于翌年病逝，六年，老母卧病不起，山谷“尽夜视颜色，手汤剂，衣不解带，时其疾痛痾痒而敬抑搔之，至亲涤侧片俞，浣中裙”。然六月十六日，丁母安康郡太君亦忧。随着亲人的相继离去，山谷忧患意识、渴望隐居的奢望又有了滋长。凭着诗人的敏感，家中不幸的后面将会是时局动荡，他预感到修史可能是将来的祸根，因而有意摆脱史官之任，时宰吕大防推荐山谷与秦观为正史编修官，山谷决意不再涉足这一是非之地，以态凋、母逝、身疾为由，具奉辞免之命多次，请求管勾宫观，打算领一份干薪退休了事，但他还是未能逃脱新的一轮更加凄苦的厄运。
    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哲宗亲政，反其道行之，并将年号改为“绍圣”意即绍述先圣神宗之政。新党章惇重被起用为宰相，又一番政治清算运动展开了。这时的政治斗争几乎全变为党派之争，而首当其冲的则属以司马光、苏轼门人合而为之的《神宗实录》了。
    山谷在绍圣元年本有外除宣州后改鄂州之命，但均未到任。随后，由于《神宗实录》受到宰执章惇和台谏的严责，皇帝下诏对编修人员进行审查，刚服丧期满的山谷被传唤京郊陈留受审，七月经湖口竟与苏轼不期而遇。时苏轼谪知英州，改为惠州安置。这次会面虽分外亲切，但由于各自行程匆匆，前途难卜，并没留下题咏，两人从此天隔一方，至死再没能谋面。
    果然不出所料，为了罗织罪状，提举蔡卞罗列出了《实录》中所谓的千余条诬诋先朝的*言，对编修人员层层施压，但后经史官反复考查核实，仅剩三十二件琐碎之述待查。山谷因书“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之言是为首问。山谷辩解说“庭坚时官北都，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其它问题，他也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所谓“铁龙爪”是熙宁年间太监李公义设计制造的一种疏浚河道的工具，山谷曾亲眼见这种机械工具用于挖掘河中泥沙，劳民伤财，收效甚微，故在《实录》中有同儿戏之载。即使面对审查者质问，仍不改初衷，理直气壮高呼：“真儿戏耳！”其不畏权势，坚持以事实说话的个性可以想见。这样，便触怒了年轻气盛的皇帝，加上章惇更在旁边推波助澜，山谷即被责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
    面对这种不公正、不公平的打击，山谷表现出了他一贯的镇静。贬诏下发后，左右的人都哭泣起来，而他却神色自若，倒头便睡，鼾声大作，并有喜形于色之态。当有人提醒黔州为蛮荒之地，少有人烟，凡遭贬此地者，皆水土不服，不病即亡时，他还笑着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其旷达傲世的气势真使人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