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城头忆庄公 

    古代史上，春秋初期，郑国的庄公，是个值得运用小说手法表现一番的人物。他的事迹，《郑伯克段于鄢》，被清文人吴楚材和吴调侯编辑的《古文观止》列为首篇。那是历史学家左丘明根据《春秋》里的这一句话编写的传记，不仅记述了事件，而且刻画了人物。语言精美，声色璀璨，为后世留下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等典故和名句。后世至今编辑先秦散文读本，便也都把《左传》里的这一名段列为首篇。 
    《古文观止》所选有关郑庄公的文章，此外还有两篇：《周郑交质》和《谷梁传》所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前者表现郑庄公之政治势力，发展到了足以跟周天子抗衡的地步。后者重点在编者借题目发议论，指责郑伯“不能防闲于礼，教训以道，纵成其恶，终成大辟。处心积虑，志欲杀弟”。这是沿着他们在《左传》里的评价向前发展，把庄公定性为大阴谋家：“予姑待之。惟恐其不行不义，而欲待其行也。庄公之心愈毒矣。 
    真是这样的吗？郑庄公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两千七百多年之后，在原郑国都城新郑城头，青年作家夏子华仰望夜空，向历史发出追问。他自白：“或许是我人生旅途第一站在郑州这星点关系，多少也曾听到关于郑庄公本应成就初霸的美梦终于破灭，也更有一种冲动，想亲自去磕叩，为他洒几滴杯中残酒，祭祀远古的幽灵。”于是，尽管他知道“郑氏坟墓并无太多值钱的东西”，还是“作为盗墓者”，尽其所能“更为卖力”地“挖掘”。 
    这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识，相应的魄力和毅力的。因为，年代久远，资料匮乏。如他所说，“秦始皇的烈火燃尽了郑庄公的完整记忆”，“片言只字也淹没在《左传》和《春秋》之中”。为此就得费时费力钻进故纸堆里去，既寻觅可供发挥想象的原始资料，又找到足以佐证真实的历史记载。因为，这是历史小说，是戴着历史镣铐跳舞的小说。对夏子华说来，想象不成问题，但做到还历史当时的原味，则仍是个难以胜任的课题。 
    不仅对他，对我亦如此。例如，要我明确春秋时期是否已经有了草药“当归”，有了调料“花椒”，这两样“保健品”，对情节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但其出处何在？我也答不上来。虽有所疑，却并不想去找佐证，便由它去。对于起着关键作用的事物尚且如此，其他细节就更不予计较。《春秋初霸郑庄公》出版后才知道，我被列为该书“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之一，那么应该有言在先：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史实，我是只能默认而无从指导的。 
    阅读明清两代冯梦龙和蔡元放所编写的《东周列国志》，情况何尝又不如是。看到颍考叔劝喻郑庄公，“母虽不母，子不可以不子”。交谈间，“适宰夫进蒸羊，庄公命割一肩，赐考叔食之。考叔只拣好肉，用纸包裹，藏之袖内”。不禁怀疑，春秋时期还没有纸，怎么能“用纸包裹”呢？原来是明清人写春秋，也难以避免有“硬伤”。为了引起“庄公怪而问之”，便忘记或不顾忌那年代没有纸的史实了。可见对于历史小说，读时不可胶柱鼓瑟。 
    因而，我的所谓“指导”，只在技巧方面。如果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历史小说作者便是一个按照个人意愿打扮小姑娘的“整容师”。我没有用“美容”，“美容”总有“美化”之意，而历史小说作者，除非“古为今用”或“戏说”者，如近年出版赞美清帝或清官之类的作品，此外大都是以还历史真实为目的。尽管夏子华声言“因要写的故事，自己觉得好玩，放弃任何目的”，其实他也并非没有目的，他是要写他心目中之郑庄公的N。 
    初看此书初稿，我曾建议他从寤生出世写起，具体表现武姜难产的痛苦过程。尽管大儿子将来有可能继承王位，但因他的到来几乎要了为娘性命，所以从小就被母亲视为“克星”。两年后二儿子段顺利诞生，武姜有了满意的依靠，便将寤生从心里彻底排除。再后来又进一步，竟向武公提出要立段为继承人的要求……情节由此展开，先写庄公如何克服段之逼宫，后写庄公如何对周形成逼宫之势，从而映现庄公虽未成霸却已初霸的雄姿。 
    看过此书成品，我才明白我的建议何等拘泥，未能超脱古人窠臼，实际上仍是在《左传》的框架内铺陈演绎。而夏子华的想象，则远远超出了我对他的想象。虽然，他的笔触在总体上也是按照史实的轨迹运行，但是，他的想象却挣脱了自古以来既定的规范。他对那些传说中的人物性格，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他对那些莫须有的具体事件，进行了创造性的假设。他把零散琐细的史料“拼凑”起来，他又运用虚构对历史加上了一系列个人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