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后,实行血腥的大屠杀,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那时,我在工会担任纠察队长,负责治安保卫工作。
五月十六日清早,漫天大雾,我扮成伙伕,到衙背去向党组织请示革命力量转移问题,不料在路上恰巧碰着了两个来抓我的匪徒,他们劈面扑上来,一把抓住我的胸部问道:“你是樊德发吗?”我心里一惊,但立刻镇静地回答道:“见了鬼不是?大清早也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呀!”“带走”匪徒神气十足地大喝一声。“带我到哪里去?我是福顺祥的伙伕,要去做早饭哩!”我不耐烦地回答。“带你上鬼门关嘛!你是纠察队长,还装什么疯?”匪徒鼓起两只猴眼,满有把握的说。“啊!你说的是纠察队长樊德发?看!那不是吗?”我朝后面一指,等那个家伙回头张望时,我一挥手,一拳打倒了一个,等另一个回头,又兜头一拳,两个匪徒,被突如其来的两拳打得象两只无头乌龟一样,乱爬一阵,我趁机流星似的跑了。
县城是站不住脚了。我和樊策安等同志一同到了土龙山,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八月间,党派我到下衫去开辟苏区工作,不久便成立了农会,并发展了一批党员,农民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的火焰蔓延了下衫一带。这时,驻在城内的靖卫队吓坏了,他们集中了两个中队的兵力来“清剿”。
一天下午,正当我们在研究工作时,敌人破门而入,我和樊育卿两人被捕了,给带到朱祠大屋。一进门,匪中队长就汹汹地喝令跪下,并要我供出党员名单。我瞪了他一眼,掉转头来没有睬他,他恼羞成怒,亲自使劲打了我五竹扁担,我愤怒地瞪着他,没哼声,敌人没奈何,只好在当日傍晚把我和育卿同志押到他们的上司—朱溪厂民团团部那儿。那匪首团总吴春风是一个肥头胖耳、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他见我进去,讽刺地说:“咦!你是个飞得起的人物嘛!怎么今天也上我的门来了哩!明天送你去鬼门关,懂吗?”我白了他一眼。他跑过来,给我一顿耳光,并吩咐喽罗把我俩带到隔壁真君殿捆在石柱上。几个哨兵,象煞神似的守在门口。
晚上,听到隔壁民团团部在议论:有的主张对我们用大刑讯问,有的用香火烧,还听见有人在念我的罪状。我听了冷笑一声:“哼!要我死,还得问我自已。”
深夜,四周静静无声。我想,这时如果不想法逃脱,再过几小时,便麻烦了。我使劲左旋右转地挣扎了起来,绳子在石柱上发出扎扎的响声。我盘算着:如果照这样在石柱的梭角上磨,是迟早会磨断的。于是便不停地磨着,磨着,这样一直坚持了个把钟头,绳子终于给我磨断了。但一双手还反缚在背上。我摸到对面育卿同志身边,把绳子送到他口里,要他给我咬断了。正想给育卿解绳时,但一举手,就感到双手疼痛麻木,动弹不得,我连忙用口来咬,绳子快断时,突然听到一声口令!我以为是被敌人发现了,连忙退回原处。原来是来换哨的。刚来的哨兵用手电对我们照了照,没发现什么,就没有过来。这时,老樊的绳子也磨断了,他摸到我面前扯了一下衣角,叫我走,我用手把他推了一下,他会意地仍退回原处站着。过了一会,哨兵又用手电朝我们照了一下,便叭达叭达地抽起旱烟来了。我估计哨兵不会在此刻再来,万一被发现就和他们拼了,主意已定,便拉着育卿蹑手蹑脚地往我们白天瞧好的那个厨房摸去。到了那里,我从灶里抽出一根没有熄的柴火,把四周照了照。这里,除了有一扇锁着的门以外,四周高墙,没有别的出路,我们两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但急有什么用呢?我立刻镇静下来,摸到刚才我考虑好的第二条路——倒水沟的墙洞,迅速地把洞口的几块砖抽出来。育卿就由洞口先爬出去。我想,一不作二不休,干跪给这些坏蛋们个颜色看,顺手把手上的柴头放在灶边的茅柴上一吹,引着了火,然后急忙爬出洞口。那火苗顺着风势很快蔓延到屋顶,照亮了夜空。我们跑不多远,就听见屋里喊起了一片“救火呀!追人呀!”的声音。我们一直跑出了敌人的势力圈子,站在山头欣赏着烧得乌烟瘴气的朱溪厂民团团部的上空,心里快活得不得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了黄荆坑临时县委驻地,县委很亲热地接待了我们。休息了几天,县委又派我到自己的家乡——山口去工作。
不知是谁报了讯,第二天早晨,屋下的家族头子樊金玉等八人,一拥进屋来就把我捆住了。坏蛋们口口声声说是樊家出了败类,并要把我送到民团团部去请功。当夜,他们用禾桶把我罩着,上面放了好几块大石磨,并派人看守,两天两晚都不给我吃的,把我饿得头昏眼花。我父亲偷偷地送来了一碗薯丝汤给我,被看守发现了给打了个半死。第三天下午,我的一个八岁的弟弟在禾桶边凄惨地喊着哥哥,抽抽噎噎地啜泣。我趁四周没有人,轻轻把他叫了过来,问什么人带他来的,他说只有他一个人。我低声吩咐他,叫他给我弄把刀子来。我弟弟很听话,后来他趁人不注意时,便塞进来一把禾刀。
正月虽然是冰冻天,但禾桶内却闷得透不过气,加之几天来大小便都解在内面,臭气熏人,地上又潮湿,又冷又饿,我想,难道就这样算了吗?这样死是没有价值的,我还能为党作些工作,一定要活下去。我的刀一到手,就立刻用刀子试铲着被尿润湿的地皮,发现土质很松,这时,我高兴极了,也许能从这里脱逃。
深夜,四周静寂寂的,只听见一片呼呼的鼾睡声。土给我扒开了,我探头朝外一望,在一只几乎快要熄灭的菜油灯下,几个看守正歪歪斜斜的坐在禾草上打盹,象几只得了瘟疫的猪一样。我轻轻地爬出了禾桶,溜回家,当夜同父亲一直跑到上富蓝田的山沟里。后来就在那里落了脚,帮人挑东西抬轿糊口。三月间,又和组织接上了联系,党又派我到西乡,开始了新的战斗。
(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