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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律师之梦

7·1 致未来夫人的信

一九八三年四月，我当时正在江西省修水师范学校读书，时年20岁。当时我就立志，要当一名律师。并把此当作人生奋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在散文《致未来夫人的信》一文中写道：

我现在把“现在致你读信”的五年之间的打算告诉你：我要读书，我要用知识充实自己。我准备把法律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熟练掌握，我还要学好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和写作等。如果五年后，你发现我在吹牛皮、虚度年华而所得无几，你可以讥笑我，责骂我。但请你相信——我是经过艰难和曲折的，我这棵树（不管你认为是大树还是小树）是从岩石底下弯弯曲曲地长出来的。

我想，五年后的此时此刻，我和你正在高谈着人生最神秘的话题。那个时候，我和你将同时看到：我的一篇篇法学论文发表了；一个个检察官都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反驳；一个个审判员、旁听人都为我的辩护词啧啧称赞；一个个朋友和同学的小宝宝都天真地歪着头，喊我“律师叔叔”。

从那时起，我一直专心致志读书。就连星期天，我也从不闲聊和逛街，更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根据与时的处境，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散文诗：

被锁的星期天

又是星期天。

他仍然让人把他锁在房里。因此，他告别了象棋扑克，省去了无聊的闲谈，避开了朋友的拜会，打乱了父母兄妹的团聚。

——他在苦读哲学、伦理和法律

饿神，在门外徘徊，终于止步了。因此从门缝里窥见：他的桌上是蛋糕，浓茶，稿纸和书堆。阳光，却无孔不入。他的窗子里、墙缝里、瓦隙里已射进一线一线。在各来阳光的交点上——

他在静坐，他在沉思，他在翻阅，他在奋笔。

星期天，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一个被锁住了的星期天。

邮队员登、登、登地徐步而来，门缝里飞进一个佳音——

他又发表一篇论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后—一九八八年，我参加全国第一次面向社会的律师资格统考，榜上有名，欣慰之余，酌成小句。

闻律师资格考试合格

春华二十金秋梦

双峰一路泥成局

总想卸下椭榄服

   举杯酣醇醉《夫人》

（注：“双峰”指九江市双峰小学，

是律师资格考试的考场；《夫人》

指83年拙作《致未来夫人的信》）

7·2 私奔赣州

我曾想过，我要去当一名专职律师。但后来多年的警察生涯中，我还是割舍不了警察这一职业，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我做专职律师的欲望逐渐减小。我觉得，这即有我对警察职业的眷恋，更重要的是我有一种我认为是可贵的敬业爱业精神。

1990年，我在公安局预审科工作，但由于个别领导对我的偏见，硬是不顾我是预审科骨干的事实抽调我去农村“蹲村挂点”一年。我当时有一种不太成熟悉的理解：“蹲村挂点”是一项农村工作，也是一项临时性的中心工作，组织上应选派有农村工作经验，岗位可放下的干警参加，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安局做到“业务工作”与“中心工作”两不误。

虽然我是揣着十分不情愿，不理解的复杂的情去蹲点的，但我还是认认真真服从了领导的安排。

其实，“蹲村挂点”的工作是十分形式的，村上不需要我们这些机关干部做什么，我们也几乎不会做什么。他们只是需要我们去帮助他寻找资金。因此我们一组几人，凭借自己的工作关系，帮他们兜揽了几万元的资金。，我在这一年，无所事事，近乎于“停职留薪”。

恰逢此年4月，赣州地区某律师事务所在司法部的指导下，进行人事政策试点，在全国公开招聘专职律师。我在闲着无事的时候，贸然到该所应聘。

我带上自己资料，在该所住了三天，他们对我的工作资历和诉讼经历很是感兴趣，并许诺由我担任刑事辩护部的负责人。在我离开赣州回修水的时候，同时揣上了他们的《商调函》。

确实，律师的收入比警察要丰厚，且这一职业也更适应于我。但我在从事法律工作近十年后，有了一种新的感受：律师仅仅是仗义执言，仗法执言，他仅仅是对法律的适用问题提出意见，由行政官吏，警察，法官，检察官去“参照执行”而已。中国的现状，像我这样一个手握权柄，腰佩手枪具有执法权的中级警官尚且不能完全按法律办事，况且一个“仅凭两长嘴皮”的律师。在我回到修水后，经过左思右想，我只好无奈地回信告之他们“拜拜……！”

7·3 扬眉剑出鞘

一九九一年，我的族侄曾庆春等十一人，因肩挑自产自销的蚕茧到邻县出售而被县乡政府工作组没收。曾庆春等不服，多次到我家向我咨询并拜求我帮他们打官司。当时市场经济尚未成熟，地区封锁严重。县委县政府把蚕桑作为支柱产业，到处写着“不管东南西北风，咬定蚕桑不放松” 的标语。我为他们提法律服务只能暗地进行，但隔墙有耳，还是被县领导知道了一二。有一位县领导对公安局领导讲“你公安局的曾什么五，怎能扇动农民同政府对着干？他也是县财政发工资的，请他注意自己的身份。”

由于司法权受到不正常的干扰，该案历经两年，当事人经历着“上访—起诉—不受理—申请复议—再转复议—再起诉—驳回起诉一一上诉—发回重审—判决败诉—上诉—终获胜诉” 的艰难而痛苦的漫长过程终于讨回了公道。

为了帮他们打好这场官司，我查阅和研究了数十份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写好数个阶段的文书，草稿有两寸多厚。当事人在诉讼阶段向政府官员、法官陈述的内容、辩解的理由我都事先为他们设计好，再用深入浅出的口语向他们讲解，最后又将这些用明白易懂字句帮他们写好。并吩咐他们回家去弄懂弄透或在正式场合照本喧科地念。

现在社会进点了，法制健全了，官吏的思想也开化了。同政府打官司，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也己习以为常了，因而我可以明白地自豪地讲—他们的官司是我代理的！

在背地上为农民提供法律帮助确实不过隐，一是不能直面社会的丑恶和官吏的腐败，二是多少有点偷偷摸摸的羞涩感。随着民主和法制的发展和加强，对我帮农民打官司的非议也正逐渐淡化，终于在97年，我再也抑制不住一种正义的激情，公开地站在同不关决一 雄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