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的价值在于延续、传承和借鉴，历史小说则提供给我们感受以往岁月的精神经历，它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和表现为内在和具有现实关照性。不可避免的现代语境，并没有替代和遮蔽作者用古朴、庄重、诙谐、时尚的语言，去诠释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古代故事，这虽与人性的深刻挖掘和创作主体的先锋意识不无关系，但更是文学观、人文精神以及现代思想相融合使然。美国文艺理论家欧纳斯特·克瑞斯说：“文学语言的性质决定于本能与自我的冲突获得平衡的情况，本能的冲突过于活跃时，语言就变得隐晦”。作者深知语言晦涩的运用不是无的放矢，如果不顾及主客体和题材的实际需要而盲目追求语言的朦胧、模糊效果，根本无助于自己独特言说方式的风格形成。因而他对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宫庭争斗描写，着眼于对人物思想和神韵的精确把握，用纯旁观者的道白和思辩表现出从容和内在。从容代表着实力和雍容大度，内在象征着艺术底蕴的深厚，从容和内在来自于作者思想的新锐、语言的平实和人文关照和体察的深邃，因包容了世理的真切体味，抓住了事物的本源而能够保持深沉和低调，语言平和而不失价值判断，观察细微而观点明确，从而营造一个静若处子、温和圆润的滋养心田、熏陶思想的语言环境。多点宁静，少点烟熏火燎的心浮气造，才更符合东方人的审美要求和文学况味。 
    蕴涵于文本的内在精神，发韧于礼、义、仁、智、信的理论和实践，把郑庄公的春秋霸主的盖世功业见证于历史的评说中，实质在于以正统作为立论的框架和规范，儒家思想的统驭是封建专制建立的基础，因而寤生的出生，注定折射出冥冥中与其母亲的生存对抗，无论结局如何，宗法和情理交抵的本身就足以震撼人心，这是一曲命运与先验抗争、人生际遇与社会伦理对峙的委婉简约、充满世间真情的千古绝唱。不仅如此，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争斗中，也多因郑庄公高擎礼、义、仁、智、信的大旗而胜多负少。我们看到，刁炎创建的权力怪圈和汤秧那一番武公之略的新阐释，竭力为姬段施展政治抱负拼凑堂而皇之的充足理由，继续深化这种宫廷斗争的实质和内涵。同时，发展经济、强国振兴的现实关照性悄然而实在地隐于其间。另一方面，郑庄公韬光养晦、欲擒故纵的政治谋略，有理、有利、有节地逼迫他的政敌陷于疯狂的绝境。最终姬段欲望不受本体节制（道德或宗教的自律或内醒）的自鸣得意招致失道寡助，成就了郑庄公以静制动、不嗜杀戮的历史美名。事情的本质往往被智者的舆论所蒙蔽，所谓“慧智出，有大伪”的国人评鸷标准，很难为整个人类进步留下客观判断的公理。但寤生战胜和超越自己，也就把宽容和厚重抑或是奸诈和阴险留给了历史和解说历史的后人。 
    对于历史小说而言，由于作者和作品人物不同时代性的阻隔，作者要超越时空和自己的局限准确、生动、深刻、独到地解读历史实属不易，而要实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则更是难能可贵。《春秋初霸郑庄公》的宏大题材叙述以小见大，注意使用现代概念和平行视觉的观照，使凝固定格的史事因语言的生动活泼而流动起来，使贯常约定的思维因艺术手法的卓然不同而超凡脱俗起来，摆脱了臆断和言不由衷的牵强附会，使度人肺腑的猜测回归为顺理成章的幽默，于人文关怀中反观和挖掘历史沧桑中的时代精神，认同人格归属和价值肯定，用理性的指引和感性的承载，从历史借鉴中升华情感和认识，在生存的本能中找寻人类行进轨迹和生命的体验。 
    模糊使事物间的差异模棱两可，而虚构与真实界限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二元与多元思维模式的对立。人文科学的不可实证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小说文本与非理性有着天然的联系。尤其东方文化实证分析的缺乏，使辩证有余而演绎不足的大而化之的空洞与缺少宗教信仰的道德自律的对立，扭曲成为传统文化精神的双重“人格”的两极。在这种文学对历史的审视、对人性的挖掘和对人类高贵品质的表征很难明朗化的情况下，《春秋初霸郑庄公》的作者对题材的把握既非历史虚无主义、又拒绝照搬历史，而是以自己的言说方式对历史表述出独到的见解，用 “在场”的思维去验证历史的自然韵致，追求虚幻的人生、真实的命运来淡化写作带给人物的注解，进入他们多愁善感、永不言败的内心世界。这种主体意识的强烈干预，解构了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尖锐对立，使文本的逻辑力量服从于辩证统一而厚重起来，提供了“当下”观念与历史的真实浑然一体的虚构模版。历史小说的真实首先是历史脉络和重大历史事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前进反向，至于对人物性格、结构情节、制造意象等血肉“躯体”的添枝加叶则是艺术虚构所必需的。因此，小说家某些时候游离于历史之外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抛开虚构的文艺，最深文化层面的宇宙观、哲学观、宗教观就真的能说得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个两面对立甚或是多面的世界吗？